在这本书中，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弗洛姆进而提出，爱是一门艺术，要求想要掌握这门艺术的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在这里，爱不仅仅是狭隘的男女爱情，也并非通过磨练增进技巧即可获得。爱是人格整体的展现，要发展爱的能力，就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人格，并朝着有益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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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艺术 (〔美〕弗洛姆)
《爱的艺术》是一本以精神分析法研究、阐述爱的艺术的杰出理论专著。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在真诚地说服每位读者：爱不是一种只需投入身心就可获得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勇敢地、真诚地、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不信，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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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的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关键是：我会被人爱吗？我如何才能值得被人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各种途径。男子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在其社会地位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去获得名利和权力，而女子则是通过保持身段和服饰打扮使自己富有魅力；而男女都喜欢采用的方式则是使自己具有文雅的举止，有趣的谈吐，乐于助人，谦虚和谨慎。为了使自己值得被人爱而采用的许多方法与人们要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所采用的方法雷同，即都是“要赢得朋友和对他人施加影响”。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值得被人爱”无非是赢得人心和对异性有吸引力这两种倾向的混合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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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全部文化是以购买欲以及互利互换的观念为基础。现代人的幸福就是欣赏橱窗，用现金或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他力所能及的物品。反之亦是如此。“有魅力”一般就是指这个人有许多令人喜爱、目前又是人口市场上被人问津的特点。什么东西能使一个人有魅力则取决于一时的时髦，这不仅指一个人的生理条件，也包括他的精神气质。二十年代，一个抽烟、喝酒、难以捉摸和有性感的女子被看作是富有魅力，而今天则要求女子能操持家务，为人要谨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富有刺激性和雄心勃勃的男子具有魅力，如今却是心地厚道的男子更受欢迎。(归根结蒂爱情的产生往往是以权衡对方及本人的交换价值为前提。)我想做一笔交易，那我既要考虑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对方值不值得我追求，也要考虑基于我的一目了然的实力以及潜在的实力，对方会不会看中我。这样当男女双方感觉到在考虑到他们本身的交换价值的情况下，已经找到市场上所提供的最合适的对象，他们就开始相爱。在这笔交易中，如同购买地皮一样，对方的有发展前途的潜力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一个商业化占统治地位以及把物质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中，事实上是没有理由对下列事实抱有吃惊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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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商业化占统治地位以及把物质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中，事实上是没有理由对下列事实抱有吃惊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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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人们往往把这种如痴如醉的入迷，疯狂的爱恋看作是强烈爱情的表现，而实际上这只是证明了这些男女过去是多么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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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理智；人是生命，一种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生命。人意识到自己，他人，人的过去和发展前途的可能性。人对他的单一存在的觉悟，对他短暂生命的觉悟，人意识到生不由己，死的必然，人知道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意识到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威力自己的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禁。如果人不能从他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和打碎这一监狱，如果他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他人或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就会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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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吃了辨别善恶之树的果子后，他们就不再顺从上帝(只有在自由地变得不顺从时，才会产生善恶)，他俩就脱离了动物界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从而成为人。当他俩作为人诞生后，“这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感到很是羞愧”。难道我们还应该用十九世纪拘泥的道德观去解释这一古老、基本的神化，即这个故事是要我们相信，亚当和夏娃之所以羞愧是因为他俩都看到了对方的性部位？这种解释肯定不对。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这一故事，我们就忽视了主要的一点，那就是：男女在意识到自己和对方后，也就意识到了他俩之间的区别和距离，知道他俩属于不同性别。由于他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他们就相互陌生起来，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去爱对方——亚当把责任推卸到夏娃身上，而不是试图为夏娃辩护这一事实就证明这一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又没有通过爱情去达到新的结合——这就是羞愧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恐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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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纵欲是一个部落的集体活动，就不可能引起恐惧和羞愧的感觉。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正确的”，甚至是一种美德，因为这是一种集体活动，不仅得到医生和僧侣的同意，甚至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参加者也没有必要感到羞愧或有负罪的感觉。但是生活在已经失去这种仪式的文化中的人如果选择同一种方式去克服自己的孤独感，就另当别论了。酒和毒品是生活在一个非集体纵欲的时代一些人所选择的方式。同生活在集体纵欲文化时代的人相反，这些人受到良心谴责的痛苦。他们一方面想通过酗酒和吸毒去克服孤独感，但在纵欲以后他们的孤独感却加剧了，所以不得不更经常地，更强烈地去重复纵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性纵欲是克服孤独感的一种自然和正常的方式，并有部分效果。许多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减轻孤独感的人很重视性纵欲的要求，实际上这和酗酒和吸毒并无多大区别。有些人拼命地想借性纵欲使自己克服由于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但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孤独，因为没有爱情的性交只能在一刹那间填补两个人之间的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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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理解了人是多么害怕与别人隔绝，才能懂得担心与众不同和同一群人疏远会产生何等的威力。有时这种担心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人们考虑到与众不同会带来实际危险。但事实上人们多半是自发地、而不是被迫地这样做——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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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这个概念在宗教中意味着我们都是上帝之子，都是人——上帝本质的一部分，都是一体的。同时也意味着应该尊重人与人的区别，因为我们虽然是一体，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是只存在一次的完整体，是自成一体的宇宙。譬如在犹太经书里就肯定了人的一次存在性：“谁拯救了一个生命，就等于拯救了全世界；谁破坏了一个生命，就等于破坏了全世界。”在西方启蒙运动的哲学中平等指的是发展个性的条件。康德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他认为人永远不应该是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人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他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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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平等”指的是机器——也就是失去个性的人的平等。平等意味着“一个模式”而不是“统一”。这是一个抽象体的同一模式，是做同样的工作、寻求同样的享受，读同样的报纸，有同样的思想感情的人的模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用怀疑的眼光去分析一些被称为是我们社会进步标志的成就，譬如妇女的平等地位。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强调我并不反对男女平等；但是在争取男女平等方面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不应该遮住我们的眼目。妇女之所以于男子平等，是因为男女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启蒙运动的哲学论点——灵魂是不分性别的——被广泛使用。性别的两极消失了，以这两极为基础的性爱也随之而消失。男子和妇女完全相同，而不是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平等。现代社会鼓吹实现非个性化的平等理想，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人——原子”，这些人原子相互之间没有区别，汇集起来也能毫无摩擦地顺利地发挥作用，他们都服从同一个命令，尽管如此，每个人却都确信他们是在按自己的意愿办事。就象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要求产品规格化，社会的发展也要求人的规格化，并把这称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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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一个被围困在这么一个罗网之中的人如何才能不忘记他是一个人，只存在一次的人，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能经历希望、失望、担心和恐惧的人，渴望爱情和受到虚无和孤独威胁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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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有机体结合的生物楷模是怀孕的母亲同胚胎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是两体，又是一体。他们生活在一起(共生)，他们相互需要。胎儿是母亲的一部分，并从她身上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母亲就是他的世界。她抚养和保护胎儿，同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因胎儿的存在而得到一种升华。在生理性的共生有机体的结合中，两者的身体互不依赖，但在心理上却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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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有机体结合的消极形式是服从——医学名词就是被虐癖。有被虐癖的人通过把自己变成他的引导者、启示者、保护者的一部分使自己摆脱孤独和与世隔绝感。保护者就是他的生命，没有保护者他就无法生存。不论保护者是人还是神，总之他的威力超越一切。他主宰一切，而自己什么也不是，被虐淫者必须成为其保护者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分享保护者的伟大、威力和安全。被虐淫者从来不作任何决定和进行任何冒险，他从不孤独，但也决不独立。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说还没有完全诞生。在宗教的语言中把崇拜的对象称为偶像，而被虐淫者对其保护者的崇拜超过了对偶像的崇拜。这种崇拜可以同生理要求和性要求相混合，在这种情况下被虐淫者的服从不仅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且是一种与全身有关的生理需要。另外还有屈服于命运、疾并有节奏感的音乐或者屈服于由吸毒和催眠状态引起的极度兴奋等病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犯病的人失去了他的完整性，把自己成为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工具；从而使他不用对生存的问题作出独立的和自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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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有机体结合的积极形式是控制另一个人——与被虐癖相应的医学名词是施虐癖。施虐淫者就是通过把另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而摆脱孤独，他吞并他的崇拜者，从而使自己身价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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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世界范畴内给是财富。不是拥有财物的人是富裕的，而是给予他人东西的人才是富裕者。害怕受到损失的吝啬鬼，不管他拥有多少财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是一个贫穷和可怜的人。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予他人的人却是富有的，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只有那些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的人才不能体验帮助别人的乐趣。但是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衡量有没有足够生活必需品的标准既取决于人的实际财产，也取决于人的性格本质。众所周知穷人往往比富人更愿意给。尽管如此，超过一定限度的贫困往往使许多人无法给，恰恰这一点是十分令人懊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穷人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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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给的最重要范畴还不是物质范畴，而是人所具有的特殊范畴。一个人究竟能给予别人什么呢？他可以把他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给予别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他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他应该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简而言之一切在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通过他的给，他丰富了他人，同时在他提高自己生命感的同时，他也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他给并不是为了得，但是通过他的给，不可避免地会在对方身上唤起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他的给同时也包括了使接受者也成为一个给的人，而双方都会因为唤醒了内心的某种生命力而充满快乐。在给的行为中诞生了新的东西，给和得的人都会感谢这新的力量。这一点表现在爱情上就是：没有生命力就是没有创造爱情的能力。马克思极其优美地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说：“如果你以人就是人以及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充满人性的关系为先决条件，那么你只能用爱去换爱，用信任换取信任。如果你想欣赏艺术，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能促进和鼓舞他人的人。你同人及自然的每一种关系必须是你真正个人生活的一种特定的、符合你的意志对象的表现。如果你在爱别人，但却没有唤起他人的爱，也就是你的爱作为一种爱情不能使对方产生爱情，如果作为一个正在爱的人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被人爱的人，那么你的爱情是软弱无力的，是一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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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极其优美地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说：“如果你以人就是人以及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充满人性的关系为先决条件，那么你只能用爱去换爱，用信任换取信任。如果你想欣赏艺术，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能促进和鼓舞他人的人。你同人及自然的每一种关系必须是你真正个人生活的一种特定的、符合你的意志对象的表现。如果你在爱别人，但却没有唤起他人的爱，也就是你的爱作为一种爱情不能使对方产生爱情，如果作为一个正在爱的人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被人爱的人，那么你的爱情是软弱无力的，是一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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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孩童式的爱情遵循下列原则：“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成熟的爱的原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不成熟的、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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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符合孩子的要求。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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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认为爱情取决于对象，而不是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专爱一个人就是强烈爱情的证明。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过这一错误的结论。正因为人们不是把爱情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行动，灵魂的一股力量，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找到爱的对象就行，别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可以把这一态度同想画一张画的人作一比较：这个人虽然想画画，但他不是去学绘画这门艺术，而是强调他首先要找到他愿意画的合适的对象。如果他找到了这么一样东西，他也就能画了。如果我确实爱一个人，那么我也爱其他的人，我就会爱世界，爱生活。如果我能对一个人说：“我爱你”，我也应该可以说：“我在你身上爱所有的人，爱世界，也爱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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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感情和态度的对象不仅是其他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对别人的态度同对我们自己的态度互不矛盾，而是平行存在。从这一点出发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就意味着爱别人和爱我们自己不是两者择一，恰恰相反：一切有能力爱别人的人必定也爱自己。原则上爱自己和爱别人是不可分的。真正的爱是内在创造力的表现，包括关怀、尊重、责任心和了解诸因素。爱不是一种消极的冲动情绪，而是积极追求被爱人的发展和幸福，这种追求的基础是人的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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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的人不是太爱自己，而是太不爱自己。缺乏对自己的爱和关心表明了这个人内心缺少生命力，并会使他感到空虚和失望。在必要时这个不幸和胆怯的人会通过各种其他的满足来弥补他失去的幸福。他看上去似乎非常关心自己，实际上只是试图通过对自己的关心去掩盖和补充自己缺乏爱的能力。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利己者就是自恋者，他们把对别人的爱用到自己身上。利己者没有爱别人的能力这是对的，当他们也同样没有能力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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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我”的人一无所求，他只为“别人活着”，而且因为不重视自己而感到自豪。但一旦他发现，尽管他那么忘我可还是感到不幸，他同别人的关系仍然不令人满意，他就会感到吃惊。精神分析表明，这种“忘我”是一种病兆，而且常常会是主要病兆之一。患者没有能力爱，也没有能力使自己快活，他对生活充满了敌意，在他的忘我后面隐藏着一种很强的常常是自己意识不到的自私性，我们只有把他的“忘我”看作是一种病兆，使他克服缺乏创造力的缺点，也就是克服造成“忘我”以及其他病兆的根源，他才会得到痊愈。
忘我的本质特别表现在对其他人的影响上——在我们的文化中最常见的表现是“忘我”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影响。母亲认为孩子可以通过她的“忘我”认识到什么是被人爱，认识并学会什么是爱。但是她的“忘我”所造成的效果往往违背她的意愿。孩子们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是幸福的，他们是被人爱的；他们一个个胆小，紧张，担心受母亲的责备并想方设法满足母亲的愿望。一般来说他们会受到母亲的那种隐蔽在深处的对生活的敌意和恐惧的传染，他们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而不是认识到这点。总而言之，“忘我”的母亲的影响同利己者的影响并无多大区别，而且常常是前者甚于后者；因为母亲的忘我会阻止孩子对自己提出批评。孩子们的生活在一种不能使母亲失望的压力下，在道德的假面具下人们在教育他们要轻视生活。如果有机会，可以观察一下一个能真正自爱的母亲对孩子会产生什么影响，从而可以确定，再没有比一个能自爱的母亲在体验爱情、欢乐和幸福方面对孩子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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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直还感到自己同动植物界是一致的，并企图通过同自然界的一致找到统一。许多原始的宗教证明了这一发展阶段。动物被当作图腾受到崇敬；在大的宗教节日和打仗的时候人们戴上动物假面具或者把一种动物当作神来礼拜。当人的技能发展到出现手工劳动和制作艺术品阶段时，当人不再是只依靠大自然的赐物时——也就是靠他找到的瓜果和捕获的猎物为生，人就把他双手劳动的成果变成一个神。在这个阶段人们礼拜泥土、银子和金子做的偶像。人把他自己的力量和技能反射到自己制作的物体上去，并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礼拜他自己的力量和财物。在更后一个阶段人赋予他的神以人的形象。看起来只有当人对自己的了解深刻了，并且发现了人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高贵的“物体”时，才可能这么做。在这个神人同形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发展有两种趋势。一种趋势同神的阴性和阳性的发展有关，另一种趋势同人所达到的成熟程度有关，人的成熟程度决定了人的诸神的本质以及人对神的爱的形式。
如果就是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他变成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要给他带来最大的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互为陌生的，是自动机器之间的关系，其安全感的基础就是要想方设法靠拢一群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中同这一群人保持一致。虽然每个人都努力同别人接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不安全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只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这种感觉就会不断出现。但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使人们感觉不到这种孤独。这首先就是人们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僵化的机械性工作，这种工作秩序使他们不再自觉地感到人追求超越和统一的基本要求。但是光靠这个还不行，因此人就通过享受，通过娱乐工业提供的音乐、画片，以及通过不断地购买新的物品去减少这种尚未意识到的绝望。事实上现代人很像休克斯勒尔（休克斯勒尔(1894——1963),美国作家，深受佛教的影响。——译者注）在他的《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描绘的那付样子：“营养充分，穿戴讲究，性欲得到满足，但却没有自我，同他同时代的人也只有表面的接触。”现代人的宗旨正如休克斯勒尔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是“今日，人人幸福”的颂词。现代人的幸福就是享受，就是满足消费和同一群人同化的要求。他们消费商品、图片、食品、饮料、香烟、人、杂志、书籍、电影，真是无其不有。世界只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子，就象一个巨大的苹果，一个巨大的酒瓶和一个巨大的乳房，而我们是婴儿，永远在期待，在希望，却永远是个失意者。我们的性格努力地适应进行交换、接受和消费的要求。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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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表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如上了油一样毫无摩擦，但这两个人一辈子都会互不了解，永远达不到“中心关系”，而是敬如宾客，只是尽力使对方舒适而已。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在“爱情”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两个人结成用以反对全世界的同盟，却把这种两个人的自私看作是爱情和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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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不是性满足的结果，而是性的幸福，甚至掌握所谓的性技巧也是爱情的结果。如果一定要证实这一观点，除了日常的观察外，还可以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的许多具体实例。对最经常出现的性问题的研究——妇女的性冷淡，男子心理上的各种严重的或不太严重的阳痿形式——表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缺乏技巧，而是这些男女的胆怯心理使他们失去爱的能力。害怕异性、憎恨异性是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这些困难阻止他们献出自己和自发地行动，使他们在生理上无法忍受异性的靠近。如果一个有性障碍的人能从他的恐惧和憎恨中摆脱出来，他就会获得爱的能力，他的性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不能摆脱出来，即使有再多的性技术的知识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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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情看作是性满足的产物，把爱情看作是结伴思想和防止孤独的避风港，这两种观点是西方社会中爱情衰亡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由社会决定并造成的爱情病理学。这种病理学有许多个性化的形式，其结局都是自觉地受苦。这些形式被精神分析学家和越来越多的外行称为神经玻下面通过几个例子简明地说明一些经常出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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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神经机能病态爱情的基本条件是“相爱的”一方或双方都牢牢地抓住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并把他以前对父亲或母亲的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成年后都转移到“所爱者”身上。这些人从来没有超越儿童阶段，成年后还在寻找儿童时代的联系。在这种环境下，这些人在感情生活方面始终是停留在二岁、五岁或十二岁的阶段，但他们的智力和社会能力却符合他们的实际年龄。在眼中的情况下，感情上的这种不成熟状态会破坏其社会生活；在不能吗眼中的情况下这一冲突只限于个人亲密关系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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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少见的假爱情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又常常被人们称为“伟大的爱情”（经常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是偶像化的爱情。一个没有达到产生自我感觉高度的人（这种自我感觉的基础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倾向于把自己所爱的人“神化”。他同自己的力量异化并把自己的力量反射到他所爱之人身上，他所爱之人被当做一切爱情、光明和祝福的源泉而受到他的崇拜。在这一过程中，人失去了对他自己力量的觉悟，在被爱者身上失去自己，而不是找到自己。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没有一个人能符合崇拜者的心愿，当然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失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新的偶像——有时候会出现恶性循环。这种偶像化爱情形式开始时的特征是爱情体验的强烈性和突发性。这种形式的爱情常常被看作是真正的伟大的爱情；但是恰恰是这种所谓的强烈性和深度性却表现了那些恋爱者的饥渴和孤独。也许不必过分强调的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爱情形式相结合的男女在严重的情况下会给人一对疯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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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假爱情的形式就是人们称之为多愁善感的爱情。这种爱情的本质就是它只能存在于想象中，而不是存在于同另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结合之中。这类爱情最广泛的形式是用代用品使自己满足，那就是消费爱情电影、爱情小说和爱情歌曲。通过消费这些东西可以使一切没有实现的对爱情、人与人结合和亲近的向往得到满足。那些无力拆除自己与伴侣之间那堵高墙的男女，当他们在银幕上看到悲欢离合的情侣时，会身临其境，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许多夫妇来说，银幕是他们体验爱情的唯一可能性——不仅自己是这样，而且两个人会一起成为他人爱恋故事的观众。这要爱情是一个白日梦，他们就能加入进来，但如果爱情成为两个真实的人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他们就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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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愁善感的爱情的另一种表现是把现时推移到过去，一队夫妇可以通过回忆过去的爱情而受到深深的感动，虽然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感受到爱。这种情况和幻想未来的爱情完全一样。不知有多少定过婚的男女或新婚夫妇仍在憧憬未来爱情的想法，尽管她们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对方的无聊。这种倾向符合作为现代人标志的一般态度。现在人不是生活在过去就是生活在未来，但不是现时。他们满怀感伤地回忆童年和母亲——或者为未来制定伟大的计划。不管是通过参与别人的非真正的爱情经历来体验爱情，还是通过把现时推移到过去和未来的方法来躲避爱情的现实，这些抽象的和异化的爱情形式其作用就和鸦片一样，都是为了减轻现实、人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所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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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态爱情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套投射做法。这种投射做法能导致回避自己的问题，从而把注意力放到“所爱者”的错误和缺点上。个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同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没什么两样。有些人对他人的每一个细微错误的反应都十分灵敏，而对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却不闻不问，他们永远是在考虑如何指责对方或者教育对方。如果——常常是这种情况——男女双方都热衷于这么做，那他们俩之间的爱情关系就成为相互的投射。如果我们是专横或无主见的，我就指责对方有这些缺点，并且根据我的性格不是要求他改正就是为此要惩罚他。而对方也同我一样地行事——这样两个人都能回避自己的问题，因此这两个人也就不能采取使他们自己进一步发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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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的另一种形式是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首先这种反射常常反射在希望生孩子的愿望上。有些人之所以要孩子是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生存问题反射到孩子身上。如果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赋予自己的生活一种意义时，他就会试图在他的孩子的生活里找到生活的意义。但是这必然会在自己和孩子身上造成失败的结果。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只能有自己解决，而不能通过一个代理者。另外一个原因是有这种打算的人恰恰缺乏必要的能力、以引导孩子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同时孩子还往往被当作投射的对象，以缓和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父母常使用的理论就是为了使孩子不是去一个共同的家，所以不愿离婚。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这样的“共同的家”中笼罩着的那种紧张和不幸的气氛往往比公开的决裂对孩子的损害更大，因为公开的决裂至少表示一个人有能力通过一项勇敢地决定来借宿无法忍受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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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即认为爱情必定意味没有冲突。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痛苦和悲伤”的世俗之见，所以现代人也认为，爱情就是意味着没有冲突。他们还以他们所见之争吵都是毁灭性的争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事实作为理论依据。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人的“冲突”实际上都是为了避免真正的冲突。这些冲突只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分歧而已，而这些小事按其本质来看是无法澄清或者无法解决的。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冲突——那些不应该被遮掩，也不应该投射到别处的冲突，那些属于人的内在现实并能在人的心灵深处体验到的冲突——绝不是毁灭性的。这些冲突会得到澄清，会带来一种净化，从而是双方能变得更有知识，更坚强。现在我得把我上面讲过的东西再强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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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个人能从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出发，体验到通过与自觉地一致，与对方结成一体，而不是逃离自我，那么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就连和谐、冲突、欢乐和悲伤这样的东西也就只能退居第二位了。“爱情的存在只有一个证明：那就是双方联系的深度和每个所爱之人的活力和生命力。这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爱情的唯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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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我们文化中的人很难做到集中，因为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都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和反对培养集中的能力。最重要的步骤是要学会一个人单独呆着，而且不看书，不听广播，不抽烟和不喝酒。有没有集中的能力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地呆着——而这种能力优势学会爱的一个条件。正因为我不能自力更生，所以我只能把自己同另一个人连在一起。这个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的拯救者，但是这种关系同爱情无关。是否能一个人呆着居然成为有无能力爱的条件之一，这一点会令人奇怪。但每一个试图这么做的人将会知道做到这点是很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坐立不安，甚至会感到有点害怕。于是他就会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放弃练习辩护，他会说一个人呆着毫无意义，是愚蠢的，太浪费时间，等等。他在练习的过程中还会确定，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念头都会冒出来，困扰你。他会突然发现他正在打算这一天还能干些什么，他在思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考虑今天晚上上哪里去。但是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就能帮助他集中，譬如：轻松地坐着（即不要懒散，也不要紧张），把眼睛闭上，努力使自己的眼前出现一片白色，并排除一切干扰自己的画面和念头。然后可试着观察自己的呼吸——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影响它，而只是要意思到自己在呼吸。另外还要试着得到一种“自我”的感受；我=我的自己+我的力量的中心+我的世界的创造者。至少每天早晨要做二十分钟这样的练习（如果有可能还有延长）和每晚睡觉前坚持练习。除这些练习外还有学会专心做一切事：专心听音乐、看书、谈话或欣赏图画。如果专心地干，那么干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干什么，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都会增加一层现实意义，因为干事的人是完全开放的。为了学会集中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谈话，也就是不能成为谈话的谈话。如果两个人在谈论他俩所熟悉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者在评论刚才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者在回忆他们职业上的共同经历，他俩的谈话可能是重要的，这就看他俩是否真的在谈论一件经历过的事，还是就抽象的东西交换看法。另外有关政治或者宗教的谈话也肯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交谈者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亲身经历的体会，只是交换一下看法而已。我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不仅要逃避无聊的谈话，而且还要避免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这里指的不仅是要回避那些有破坏性的凶恶之人，应该回避他们，因为这些人会使人消沉和压抑，而且还指那些内心无生命力的人，那些思想和谈话都没有内容的人，这些人不是在谈话而是在闲扯，他们不会思考，指挥把一套套的世俗之见搬出来。当然不可能永远回避这些人，有时也没有费这么做的必要。在和这样的人接触中如果你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闲扯一通，而是直率地和与人为善改变自己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反应使他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渴望从杜撰和陈词滥调中摆脱出来，走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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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别人的关系中要记住首先就意味着要有听别人讲话的能力。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在听别人讲话，而且还帮对方出主意，可实际上他们根本没听进去。他们不重视别人的话，漫不经心地回答对方。后果是这样的谈话往往使他们感到疲倦。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记住地听对方讲话，就会跟疲倦。可他们想错了，每一件聚精会神完成的事会使人清醒（尽管干完时候出现能恢复的自然疲劳状态）。而懒懒散散的干事只能使人产生倦意——同时这些人在夜里也很难入睡。集中意味着要完全地在现时地生活，而不是赶着这事想那事。那些相爱的人应当首先练习集中，这事理所当然的。他们必须学会亲近对方并想对方开放，而不是像通常所见的那样相互回避。万事开头难，这句俗话对练习集中也适用。人们常常会有永远达不到目的的感觉。所以显而易见练习集中还必须要有耐心。如果人们不知道学会每一种事都要有一个过程，都应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那就永远不会学会集中。要想知道什么是耐心，只有观察幼儿学走路就行。孩子一次、二次、三次跌倒在地上，可他还是坚持着走下去，一直到不摔跤为止。有孩子学走路的耐心和集中他会作出多么大的成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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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还要求另一样东西，那就是对自己要保持清醒。如果解释呢？难道应该不断思考自己、“分析”自己，还是别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对一部机器的高度的注意力做例子，也许就能很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譬如有汽车的人对自己的汽车总是很警觉的，任何一种细微的声响和马达功能的变化都不会被他放过。统一开车的人对马路表面的变化、前后车辆的速度及方向变化也十分灵敏。尽管如此开车的人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现象，他只是处在一种清醒状态之中，对他所集中于的事（也就是安全行驶）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做出反应。
我们用母亲对婴儿的态度做例子就能说明什么是对一个生命的清醒的关注。在婴儿还没有表达以前，母亲就能感觉到婴儿体内的一些变化、他的愿望和需要。婴儿一叫或一哭，母亲就会醒来，虽然平时比这更响的声音都不会吵醒她。这说明了母亲对孩子的每一种生命的表现都是很清醒的，母亲即不害怕，也不担心，而是助于一种清醒的平衡状态，能接受孩子发出的每一个重要信号。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清醒地面对自己。譬如在感觉到累或者消沉的时候，不应该听之任之和用随时可以捡来的消沉的想法去加剧这种感受，而应该问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那么一蹶不振？同样在我们生气或者迷惑不解的时候，在我们开始想入非非的时候，都应该这样问自己。在所有这种情况下，终于的是要觉察内心的活动，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借口。这样我们就此次会听到内心的一种声音，在向我们讲述，为什么会害怕、消沉或者迷惑不解。一般人对自己体内的活动都有一定的警觉性；能感觉到每种变化和甚至能发现几乎感觉不到的疼痛。注意身体的变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电脑上对心灵变化就不可能那么灵敏，因为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对自己的内心活动保持清醒的人。对他们来说，衡量内心活动是否正常的标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戚，或者是他们加入的社会集团，只有他们同这一标准没有区别，他们就决定自己很“正常”，也就没有兴趣去观察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譬如有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或者一个独立完整的、具有勇气和能集中干事的人。为了能清醒地面对自己，必须要有一个设想，要知道什么叫做健康地、活跃地、充满人性地发挥人的作用。可是如果我们既没有在童年时代，也没有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这种体验，我们又如何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对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有简单的回答，但这个问题却击中了我们教育制度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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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对爱情本质的论述，获得爱的能力的主要条件是克服自恋。自恋倾向是人的一种态度，具有这种态度的人体验到底现实只是内心活动，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对他们来说，外部世界的现象本身是不现实的，只有对他们有利或者威胁他们的食物才有意义。同自恋相反的是客观性，客观性就是对人和事物开放的态度，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这个意义上的客观性就是能从表面深入现象核心的实现主义。同自恋相反，客观性的基础不是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而是由强烈的联系。精神病的所有形式是没有客观性的极端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对客观事物没有开放的能力。对精神病患者来说，如果有现实的话，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内心，就是他的恐惧和欲望。外部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他内心世界的象征，只是他的创造物。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梦里发生的具体事件象征内心活动，即使如此，睡梦中的无名还是深信梦里发生的事同我们在清醒状态感觉到的现实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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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会得出下列结论：客观性是例外，而不同程度的自恋是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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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就是理智，以理智为基础的感情是谦恭。我们只有摆脱了童年时代妄图得到全知、全能的幻想，才能有客观性和运用自己的理智。
这在爱的艺术的实践上表现在：能否学会爱决定于人的自恋程度和能不断培养自己的谦恭、客观性和理智。我们应一辈子为此而努力。谦恭和客观性同爱情一样不能只限于生活的一些范围。如果我对陌生人没有客观的态度，那我对自己的家也不会真正客观，反之亦然。我想学会爱的艺术，并且能注意到在什么情况下我没有力求客观，并对此保持清醒的状态。我应该努力去认识一个被我的自恋歪曲了的人的形象同这个热的实际面目，也就是同我的利益、困难和恐惧无关的之间的区别。有无客观性和理智是学会爱的艺术的一个关键性条件，人们应该对所有与自己有所接触的人都能保持客观和理智。如果我们只对所爱之人保持客观，而对其他人就不需要有客观性，那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既不能处理好自己同所爱之人的关系，也处理不好同其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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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本人成熟的程度，以及在我们同世界和同自己的关系中能不能发展一直创造性的倾向。这种脱离自己的过程、诞生和成熟的过程需要另一种品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信仰。爱情是以信仰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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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仰？难道信仰就一定是信仰上帝或者别的宗教教义？信仰是否同理智和理性的思考对立？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无法正面的没有根底的知识呢？首先应该区别合理的信仰和非合理的信仰。我理解的非合理的信仰是指服从一种非理性权威的信仰（信仰一个人或者一种思想）。与此相反，合理的信仰是扎根于自己思想或感情体验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合理的信仰首先不是信仰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确认，这种确认是符合建筑在自己真实经历上的坚定的信念。信仰是全部人格的一个性格特点，而不是同某些被看作为对的思想内容有关的东西。合理的信仰牢牢扎根于创造性的智力和情感的积极活动。在理性的思考中，看起来似乎没有信仰的位置，但合理的信仰确实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譬如说科学家如何才会有新的发现呢？他难道仅仅进行一个又一个的实验，或总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却对他姓姚发现的东西没有个设想吗？考上述这种办法获得重大发现的例子是很少的。人在每一方面的奋斗都需要创造性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过程都行以人们称之为“理性的灵感”为开端的——这种理性的灵感就是对过去所做的研究、批评的思考和观察的全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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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己对某个人的看法——即使一般的舆论或者一个没有料到的事实反对这一看法；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这种信念还很不普遍——做的这两点都要求有信仰和勇气。把生活的困难、打击和焦虑看作是一场挑战，克服困难从而使自己更坚强——这也要求有信仰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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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一个人就是要献出自己，而不期待得到回报，但相信自己的爱一定会唤起对方的爱。爱情是信仰的一种行动，信仰少的人必定爱得也少。在培养信仰方面还能再说些什么吗？有些人也许能做到这点。如果我是诗人或者是哲学家，我也许还会试一试，可因为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所以就不能再讲出些什么来。我深信，每一个愿意学习的人一定会像孩子学走路一样使自己获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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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与实践爱的艺术不可分割的态度是积极的活动。上面只是略带地提到过，所以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我上面已经说过，“积极的活动”不是指非要干点什么，而是指人的内在的积极性，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力量。爱情是一项积极的活动，如果我爱，我对所爱之人就抱有积极的态度，而且还不限于对他（她）。因为如果我很懒散，而且不是自己出于一种清醒的、开放的积极的持续状态，我就不可能对所爱之人抱有积极的态度。睡觉是非积极活动的唯一形式，可奇怪的是大多数人醒时如半睡，睡时如半醒。完全清醒就是要使自己和别人都不感觉到无聊——这一点是爱情的一个基本条件。在思维、感觉、看和听的活动中保持清醒、警觉和开放的状态是学会爱的艺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些人认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分为两个部分，这样在爱情的范畴可以有创造性，而在其他的范畴就不需要有创造性，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生产力的本质决定了不会有这样的分工。爱的能力要求人全力以赴，要求人的清醒状态和生命力的升华，而这种能力只能通过在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创造性的和积极的态度才能获得。在其他范畴没有产生积极性的人，在爱情方面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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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的人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爱情和世俗生活不可能达成一致，所以谈论爱情无非是参与大骗局而已，他们认为只有殉道者或者疯子在今日的世界中才会爱，因此关于爱情的讨论只是空洞的说教而已。但这个虽然还值得关注的立场却常常是对自己的玩世不恭和缺乏爱的能力的辩护手段。事实上，这一立场的后面是普通公民的看法，公民的感觉是：“我本想当一个好基督徒，但如果我真当了，我就会饿死。”这种“激进主义”必然以陷入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而告终，他们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没有发现这点，而前者知道这一点，而且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本书里只能暗示一下进行变革的方向。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工业官僚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控制。人们被大众影响所左右，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尽可能多的消费，并把这作为自我目标。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变成了物，成为自动机器：一个个营养充足，穿戴讲究，但对自己人性的发展和人所承担的任务却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关注。要是人具备爱的能力，就一定要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的最高目标。经济机器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应该要使人有能力分享劳动经历，而不是参与赢利（在目前的社会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应该这样组织社会，使得人的合群性和爱的本性不脱离其社会存在，而是同社会存在联合一致：应该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产生异化并且不再通过崇拜新偶像——国家、生产、消费——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力量。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个人的全面的发展成为所有的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时，爱情才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态度。如果——正如我上面所企图揭示的那样——爱情确实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的话，那么拍此爱情发展的内一个社会最终都要引起对抗人的基本要求而衰亡。我们谈爱情，不是在“说教”，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天地是存在于内个人本质之中的最深的要求。虽然这一要求被压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要求已不复存在。分析爱情的本质就是确认今天已经很少能体验到爱情，但同时又要批评造成此种现象的社会条件，相信爱情能从一种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合理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以认识人的本质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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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层面上，对人成功来说，关键的是一个人以何等方式同其他的人，同自己和同周围的环境联系。现在大脑和婴儿研究证明，人在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能以积极的方式同周围的环境联系在一起。但早在这以前，弗洛姆就提到了人的首要倾向（而不是佛洛依德提出的占主导地位的自恋），就是，人可以发挥这种积极的联系，并使这种关系成为内心越来越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可以摆脱非自我以及陌生的力量（人，关系区，陌生的形象）。他把这种类型的联系成为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这是从人的资金的活动引申出来的东西。如果这种基本的倾向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变成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方向，那么人就能独立地，并从自己的力量出发进行思考，爱，感觉，想象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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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是他最著名的一本。在此书中他论证，正如不能离开对文化内容的解释去理解个人一样，要理解社会过程同样不能不懂得作用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前个人主义社会”给个人以安全，但严重地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自中世纪的封建秩序解体之后，人已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但他并没有在他个人自我实现的积极意义上获得自由。个人主义的历史发展已提供幸福的许多可能，但今天的个人必须有内在勇气去激发他全部的潜能，否则他就会寻求在限制自我的新的依赖形式中逃避他的自由。外界限制的根除不足以使人有积极的自由：“来”（from）自于什么的自由可能是个前提，但“去”（to）创造争取的自由对于人的成长是基本的。法西斯政权的兴起以援引在民主手段、经济秩序或政治欺诈中的经验不足来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置根于普及于人民大众的许多内在观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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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来说最大的需要就是克服他的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而这只有通过真爱才有可能实现.真爱的基本要素,首先是"给"而不是"得"."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恰恰是通过"给"，我才能体验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爱情的积极性除了有给的要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所有爱的形式共有的，那就是：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
自爱 自爱不是"自私",自爱是爱他人的基础.对自己的生活、幸福、成长以及自由的肯定是以爱的能力为基础的，这就是说，看你有没有能力关怀人、尊重人，有无责任心和是否了解人。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性地爱，那他必然也爱自己，但如果他只爱别人，那他就是没有能力爱。
性爱 性爱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意志的因素。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那爱一辈子的诺言就没有基矗一种感情容易产生，但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我的爱光是感情，而不同时又是一种判断和一项决定的话，我如何才能肯定我们会永远保持相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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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虐狂通过屈从于他人或某种强大的外在势力(上帝、权威、组织、国家等)并成为这个势力的一部分来逃避孤立无助的处境，同时也可以从中得到(接受)所需要的东西。施虐狂者通过使他人屈服和痛苦来显示自己的强大，同时也从被统治的他人那里获取(剥削)所需要的东西。破坏性是由于害怕自己营造的世界囤积被侵犯而主动地非理性地区消灭、摧毁对象。以上三种倾向都常常以爱、责任、良心、爱国主义等合理化的形式出现。机械的自动适应就是放弃个性，根据市场效应自动与他人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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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人的性格往往是各种取向的混合，只是有一种取向占主导地位。非创伤性取向的混合最常见的是接受取向与剥削取向(受虐狂与施虐狂)的混合，集这两种取向于一身的人在权利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的谄媚，在权利小的让你面前就不由自主的逞强。这种欺软怕硬的性格叫做权威主义性格或独裁性格。当然，在一个人的性格结构中可能既有创生性取向又有非创生性取向，其中某种取向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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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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