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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8日星期一

#好书#《爱的艺术》

   《爱的艺术》是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艾里希-弗洛姆最著名的作品,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被翻译成32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不衰,被誉为当代爱的艺术理论专著最著名的作品。
  在这本书中,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弗洛姆进而提出,爱是一门艺术,要求想要掌握这门艺术的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在这里,爱不仅仅是狭隘的男女爱情,也并非通过磨练增进技巧即可获得。爱是人格整体的展现,要发展爱的能力,就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人格,并朝着有益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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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艺术 (〔美〕弗洛姆)

《爱的艺术》是一本以精神分析法研究、阐述爱的艺术的杰出理论专著。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在真诚地说服每位读者:爱不是一种只需投入身心就可获得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勇敢地、真诚地、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不信,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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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的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关键是:我会被人爱吗?我如何才能值得被人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各种途径。男子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在其社会地位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去获得名利和权力,而女子则是通过保持身段和服饰打扮使自己富有魅力;而男女都喜欢采用的方式则是使自己具有文雅的举止,有趣的谈吐,乐于助人,谦虚和谨慎。为了使自己值得被人爱而采用的许多方法与人们要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所采用的方法雷同,即都是“要赢得朋友和对他人施加影响”。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值得被人爱”无非是赢得人心和对异性有吸引力这两种倾向的混合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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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全部文化是以购买欲以及互利互换的观念为基础。现代人的幸福就是欣赏橱窗,用现金或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他力所能及的物品。反之亦是如此。“有魅力”一般就是指这个人有许多令人喜爱、目前又是人口市场上被人问津的特点。什么东西能使一个人有魅力则取决于一时的时髦,这不仅指一个人的生理条件,也包括他的精神气质。二十年代,一个抽烟、喝酒、难以捉摸和有性感的女子被看作是富有魅力,而今天则要求女子能操持家务,为人要谨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富有刺激性和雄心勃勃的男子具有魅力,如今却是心地厚道的男子更受欢迎。(归根结蒂爱情的产生往往是以权衡对方及本人的交换价值为前提。)我想做一笔交易,那我既要考虑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对方值不值得我追求,也要考虑基于我的一目了然的实力以及潜在的实力,对方会不会看中我。这样当男女双方感觉到在考虑到他们本身的交换价值的情况下,已经找到市场上所提供的最合适的对象,他们就开始相爱。在这笔交易中,如同购买地皮一样,对方的有发展前途的潜力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一个商业化占统治地位以及把物质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中,事实上是没有理由对下列事实抱有吃惊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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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商业化占统治地位以及把物质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中,事实上是没有理由对下列事实抱有吃惊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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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人们往往把这种如痴如醉的入迷,疯狂的爱恋看作是强烈爱情的表现,而实际上这只是证明了这些男女过去是多么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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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拥有理智;人是生命,一种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生命。人意识到自己,他人,人的过去和发展前途的可能性。人对他的单一存在的觉悟,对他短暂生命的觉悟,人意识到生不由己,死的必然,人知道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意识到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威力自己的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禁。如果人不能从他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和打碎这一监狱,如果他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他人或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就会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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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吃了辨别善恶之树的果子后,他们就不再顺从上帝(只有在自由地变得不顺从时,才会产生善恶),他俩就脱离了动物界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从而成为人。当他俩作为人诞生后,“这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感到很是羞愧”。难道我们还应该用十九世纪拘泥的道德观去解释这一古老、基本的神化,即这个故事是要我们相信,亚当和夏娃之所以羞愧是因为他俩都看到了对方的性部位?这种解释肯定不对。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这一故事,我们就忽视了主要的一点,那就是:男女在意识到自己和对方后,也就意识到了他俩之间的区别和距离,知道他俩属于不同性别。由于他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他们就相互陌生起来,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去爱对方——亚当把责任推卸到夏娃身上,而不是试图为夏娃辩护这一事实就证明这一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又没有通过爱情去达到新的结合——这就是羞愧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恐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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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纵欲是一个部落的集体活动,就不可能引起恐惧和羞愧的感觉。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正确的”,甚至是一种美德,因为这是一种集体活动,不仅得到医生和僧侣的同意,甚至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参加者也没有必要感到羞愧或有负罪的感觉。但是生活在已经失去这种仪式的文化中的人如果选择同一种方式去克服自己的孤独感,就另当别论了。酒和毒品是生活在一个非集体纵欲的时代一些人所选择的方式。同生活在集体纵欲文化时代的人相反,这些人受到良心谴责的痛苦。他们一方面想通过酗酒和吸毒去克服孤独感,但在纵欲以后他们的孤独感却加剧了,所以不得不更经常地,更强烈地去重复纵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性纵欲是克服孤独感的一种自然和正常的方式,并有部分效果。许多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减轻孤独感的人很重视性纵欲的要求,实际上这和酗酒和吸毒并无多大区别。有些人拼命地想借性纵欲使自己克服由于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但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孤独,因为没有爱情的性交只能在一刹那间填补两个人之间的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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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理解了人是多么害怕与别人隔绝,才能懂得担心与众不同和同一群人疏远会产生何等的威力。有时这种担心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人们考虑到与众不同会带来实际危险。但事实上人们多半是自发地、而不是被迫地这样做——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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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这个概念在宗教中意味着我们都是上帝之子,都是人——上帝本质的一部分,都是一体的。同时也意味着应该尊重人与人的区别,因为我们虽然是一体,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是只存在一次的完整体,是自成一体的宇宙。譬如在犹太经书里就肯定了人的一次存在性:“谁拯救了一个生命,就等于拯救了全世界;谁破坏了一个生命,就等于破坏了全世界。”在西方启蒙运动的哲学中平等指的是发展个性的条件。康德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他认为人永远不应该是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人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他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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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平等”指的是机器——也就是失去个性的人的平等。平等意味着“一个模式”而不是“统一”。这是一个抽象体的同一模式,是做同样的工作、寻求同样的享受,读同样的报纸,有同样的思想感情的人的模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用怀疑的眼光去分析一些被称为是我们社会进步标志的成就,譬如妇女的平等地位。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强调我并不反对男女平等;但是在争取男女平等方面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不应该遮住我们的眼目。妇女之所以于男子平等,是因为男女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启蒙运动的哲学论点——灵魂是不分性别的——被广泛使用。性别的两极消失了,以这两极为基础的性爱也随之而消失。男子和妇女完全相同,而不是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平等。现代社会鼓吹实现非个性化的平等理想,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人——原子”,这些人原子相互之间没有区别,汇集起来也能毫无摩擦地顺利地发挥作用,他们都服从同一个命令,尽管如此,每个人却都确信他们是在按自己的意愿办事。就象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要求产品规格化,社会的发展也要求人的规格化,并把这称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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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一个被围困在这么一个罗网之中的人如何才能不忘记他是一个人,只存在一次的人,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能经历希望、失望、担心和恐惧的人,渴望爱情和受到虚无和孤独威胁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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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生有机体结合的生物楷模是怀孕的母亲同胚胎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是两体,又是一体。他们生活在一起(共生),他们相互需要。胎儿是母亲的一部分,并从她身上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母亲就是他的世界。她抚养和保护胎儿,同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因胎儿的存在而得到一种升华。在生理性的共生有机体的结合中,两者的身体互不依赖,但在心理上却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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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生有机体结合的消极形式是服从——医学名词就是被虐癖。有被虐癖的人通过把自己变成他的引导者、启示者、保护者的一部分使自己摆脱孤独和与世隔绝感。保护者就是他的生命,没有保护者他就无法生存。不论保护者是人还是神,总之他的威力超越一切。他主宰一切,而自己什么也不是,被虐淫者必须成为其保护者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分享保护者的伟大、威力和安全。被虐淫者从来不作任何决定和进行任何冒险,他从不孤独,但也决不独立。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说还没有完全诞生。在宗教的语言中把崇拜的对象称为偶像,而被虐淫者对其保护者的崇拜超过了对偶像的崇拜。这种崇拜可以同生理要求和性要求相混合,在这种情况下被虐淫者的服从不仅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且是一种与全身有关的生理需要。另外还有屈服于命运、疾并有节奏感的音乐或者屈服于由吸毒和催眠状态引起的极度兴奋等病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犯病的人失去了他的完整性,把自己成为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工具;从而使他不用对生存的问题作出独立的和自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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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生有机体结合的积极形式是控制另一个人——与被虐癖相应的医学名词是施虐癖。施虐淫者就是通过把另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而摆脱孤独,他吞并他的崇拜者,从而使自己身价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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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世界范畴内给是财富。不是拥有财物的人是富裕的,而是给予他人东西的人才是富裕者。害怕受到损失的吝啬鬼,不管他拥有多少财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是一个贫穷和可怜的人。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予他人的人却是富有的,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只有那些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的人才不能体验帮助别人的乐趣。但是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衡量有没有足够生活必需品的标准既取决于人的实际财产,也取决于人的性格本质。众所周知穷人往往比富人更愿意给。尽管如此,超过一定限度的贫困往往使许多人无法给,恰恰这一点是十分令人懊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穷人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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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给的最重要范畴还不是物质范畴,而是人所具有的特殊范畴。一个人究竟能给予别人什么呢?他可以把他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给予别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他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他应该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简而言之一切在他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通过他的给,他丰富了他人,同时在他提高自己生命感的同时,他也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他给并不是为了得,但是通过他的给,不可避免地会在对方身上唤起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他的给同时也包括了使接受者也成为一个给的人,而双方都会因为唤醒了内心的某种生命力而充满快乐。在给的行为中诞生了新的东西,给和得的人都会感谢这新的力量。这一点表现在爱情上就是:没有生命力就是没有创造爱情的能力。马克思极其优美地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说:“如果你以人就是人以及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充满人性的关系为先决条件,那么你只能用爱去换爱,用信任换取信任。如果你想欣赏艺术,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能促进和鼓舞他人的人。你同人及自然的每一种关系必须是你真正个人生活的一种特定的、符合你的意志对象的表现。如果你在爱别人,但却没有唤起他人的爱,也就是你的爱作为一种爱情不能使对方产生爱情,如果作为一个正在爱的人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被人爱的人,那么你的爱情是软弱无力的,是一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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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极其优美地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说:“如果你以人就是人以及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充满人性的关系为先决条件,那么你只能用爱去换爱,用信任换取信任。如果你想欣赏艺术,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对他人施加影响,你必须是一个能促进和鼓舞他人的人。你同人及自然的每一种关系必须是你真正个人生活的一种特定的、符合你的意志对象的表现。如果你在爱别人,但却没有唤起他人的爱,也就是你的爱作为一种爱情不能使对方产生爱情,如果作为一个正在爱的人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被人爱的人,那么你的爱情是软弱无力的,是一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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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孩童式的爱情遵循下列原则:“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成熟的爱的原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不成熟的、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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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符合孩子的要求。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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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认为爱情取决于对象,而不是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专爱一个人就是强烈爱情的证明。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过这一错误的结论。正因为人们不是把爱情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行动,灵魂的一股力量,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找到爱的对象就行,别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可以把这一态度同想画一张画的人作一比较:这个人虽然想画画,但他不是去学绘画这门艺术,而是强调他首先要找到他愿意画的合适的对象。如果他找到了这么一样东西,他也就能画了。如果我确实爱一个人,那么我也爱其他的人,我就会爱世界,爱生活。如果我能对一个人说:“我爱你”,我也应该可以说:“我在你身上爱所有的人,爱世界,也爱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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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感情和态度的对象不仅是其他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对别人的态度同对我们自己的态度互不矛盾,而是平行存在。从这一点出发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就意味着爱别人和爱我们自己不是两者择一,恰恰相反:一切有能力爱别人的人必定也爱自己。原则上爱自己和爱别人是不可分的。真正的爱是内在创造力的表现,包括关怀、尊重、责任心和了解诸因素。爱不是一种消极的冲动情绪,而是积极追求被爱人的发展和幸福,这种追求的基础是人的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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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的人不是太爱自己,而是太不爱自己。缺乏对自己的爱和关心表明了这个人内心缺少生命力,并会使他感到空虚和失望。在必要时这个不幸和胆怯的人会通过各种其他的满足来弥补他失去的幸福。他看上去似乎非常关心自己,实际上只是试图通过对自己的关心去掩盖和补充自己缺乏爱的能力。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利己者就是自恋者,他们把对别人的爱用到自己身上。利己者没有爱别人的能力这是对的,当他们也同样没有能力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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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我”的人一无所求,他只为“别人活着”,而且因为不重视自己而感到自豪。但一旦他发现,尽管他那么忘我可还是感到不幸,他同别人的关系仍然不令人满意,他就会感到吃惊。精神分析表明,这种“忘我”是一种病兆,而且常常会是主要病兆之一。患者没有能力爱,也没有能力使自己快活,他对生活充满了敌意,在他的忘我后面隐藏着一种很强的常常是自己意识不到的自私性,我们只有把他的“忘我”看作是一种病兆,使他克服缺乏创造力的缺点,也就是克服造成“忘我”以及其他病兆的根源,他才会得到痊愈。  
忘我的本质特别表现在对其他人的影响上——在我们的文化中最常见的表现是“忘我”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影响。母亲认为孩子可以通过她的“忘我”认识到什么是被人爱,认识并学会什么是爱。但是她的“忘我”所造成的效果往往违背她的意愿。孩子们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是幸福的,他们是被人爱的;他们一个个胆小,紧张,担心受母亲的责备并想方设法满足母亲的愿望。一般来说他们会受到母亲的那种隐蔽在深处的对生活的敌意和恐惧的传染,他们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而不是认识到这点。总而言之,“忘我”的母亲的影响同利己者的影响并无多大区别,而且常常是前者甚于后者;因为母亲的忘我会阻止孩子对自己提出批评。孩子们的生活在一种不能使母亲失望的压力下,在道德的假面具下人们在教育他们要轻视生活。如果有机会,可以观察一下一个能真正自爱的母亲对孩子会产生什么影响,从而可以确定,再没有比一个能自爱的母亲在体验爱情、欢乐和幸福方面对孩子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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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直还感到自己同动植物界是一致的,并企图通过同自然界的一致找到统一。许多原始的宗教证明了这一发展阶段。动物被当作图腾受到崇敬;在大的宗教节日和打仗的时候人们戴上动物假面具或者把一种动物当作神来礼拜。当人的技能发展到出现手工劳动和制作艺术品阶段时,当人不再是只依靠大自然的赐物时——也就是靠他找到的瓜果和捕获的猎物为生,人就把他双手劳动的成果变成一个神。在这个阶段人们礼拜泥土、银子和金子做的偶像。人把他自己的力量和技能反射到自己制作的物体上去,并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礼拜他自己的力量和财物。在更后一个阶段人赋予他的神以人的形象。看起来只有当人对自己的了解深刻了,并且发现了人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高贵的“物体”时,才可能这么做。在这个神人同形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发展有两种趋势。一种趋势同神的阴性和阳性的发展有关,另一种趋势同人所达到的成熟程度有关,人的成熟程度决定了人的诸神的本质以及人对神的爱的形式。

如果就是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他变成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要给他带来最大的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互为陌生的,是自动机器之间的关系,其安全感的基础就是要想方设法靠拢一群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中同这一群人保持一致。虽然每个人都努力同别人接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不安全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只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这种感觉就会不断出现。但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使人们感觉不到这种孤独。这首先就是人们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僵化的机械性工作,这种工作秩序使他们不再自觉地感到人追求超越和统一的基本要求。但是光靠这个还不行,因此人就通过享受,通过娱乐工业提供的音乐、画片,以及通过不断地购买新的物品去减少这种尚未意识到的绝望。事实上现代人很像休克斯勒尔(休克斯勒尔(1894——1963),美国作家,深受佛教的影响。——译者注)在他的《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描绘的那付样子:“营养充分,穿戴讲究,性欲得到满足,但却没有自我,同他同时代的人也只有表面的接触。”现代人的宗旨正如休克斯勒尔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是“今日,人人幸福”的颂词。现代人的幸福就是享受,就是满足消费和同一群人同化的要求。他们消费商品、图片、食品、饮料、香烟、人、杂志、书籍、电影,真是无其不有。世界只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子,就象一个巨大的苹果,一个巨大的酒瓶和一个巨大的乳房,而我们是婴儿,永远在期待,在希望,却永远是个失意者。我们的性格努力地适应进行交换、接受和消费的要求。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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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表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如上了油一样毫无摩擦,但这两个人一辈子都会互不了解,永远达不到“中心关系”,而是敬如宾客,只是尽力使对方舒适而已。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在“爱情”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两个人结成用以反对全世界的同盟,却把这种两个人的自私看作是爱情和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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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不是性满足的结果,而是性的幸福,甚至掌握所谓的性技巧也是爱情的结果。如果一定要证实这一观点,除了日常的观察外,还可以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的许多具体实例。对最经常出现的性问题的研究——妇女的性冷淡,男子心理上的各种严重的或不太严重的阳痿形式——表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缺乏技巧,而是这些男女的胆怯心理使他们失去爱的能力。害怕异性、憎恨异性是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这些困难阻止他们献出自己和自发地行动,使他们在生理上无法忍受异性的靠近。如果一个有性障碍的人能从他的恐惧和憎恨中摆脱出来,他就会获得爱的能力,他的性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不能摆脱出来,即使有再多的性技术的知识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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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爱情看作是性满足的产物,把爱情看作是结伴思想和防止孤独的避风港,这两种观点是西方社会中爱情衰亡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由社会决定并造成的爱情病理学。这种病理学有许多个性化的形式,其结局都是自觉地受苦。这些形式被精神分析学家和越来越多的外行称为神经玻下面通过几个例子简明地说明一些经常出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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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神经机能病态爱情的基本条件是“相爱的”一方或双方都牢牢地抓住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并把他以前对父亲或母亲的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成年后都转移到“所爱者”身上。这些人从来没有超越儿童阶段,成年后还在寻找儿童时代的联系。在这种环境下,这些人在感情生活方面始终是停留在二岁、五岁或十二岁的阶段,但他们的智力和社会能力却符合他们的实际年龄。在眼中的情况下,感情上的这种不成熟状态会破坏其社会生活;在不能吗眼中的情况下这一冲突只限于个人亲密关系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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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乏少见的假爱情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又常常被人们称为“伟大的爱情”(经常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是偶像化的爱情。一个没有达到产生自我感觉高度的人(这种自我感觉的基础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倾向于把自己所爱的人“神化”。他同自己的力量异化并把自己的力量反射到他所爱之人身上,他所爱之人被当做一切爱情、光明和祝福的源泉而受到他的崇拜。在这一过程中,人失去了对他自己力量的觉悟,在被爱者身上失去自己,而不是找到自己。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没有一个人能符合崇拜者的心愿,当然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失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新的偶像——有时候会出现恶性循环。这种偶像化爱情形式开始时的特征是爱情体验的强烈性和突发性。这种形式的爱情常常被看作是真正的伟大的爱情;但是恰恰是这种所谓的强烈性和深度性却表现了那些恋爱者的饥渴和孤独。也许不必过分强调的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爱情形式相结合的男女在严重的情况下会给人一对疯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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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假爱情的形式就是人们称之为多愁善感的爱情。这种爱情的本质就是它只能存在于想象中,而不是存在于同另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结合之中。这类爱情最广泛的形式是用代用品使自己满足,那就是消费爱情电影、爱情小说和爱情歌曲。通过消费这些东西可以使一切没有实现的对爱情、人与人结合和亲近的向往得到满足。那些无力拆除自己与伴侣之间那堵高墙的男女,当他们在银幕上看到悲欢离合的情侣时,会身临其境,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许多夫妇来说,银幕是他们体验爱情的唯一可能性——不仅自己是这样,而且两个人会一起成为他人爱恋故事的观众。这要爱情是一个白日梦,他们就能加入进来,但如果爱情成为两个真实的人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他们就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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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愁善感的爱情的另一种表现是把现时推移到过去,一队夫妇可以通过回忆过去的爱情而受到深深的感动,虽然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感受到爱。这种情况和幻想未来的爱情完全一样。不知有多少定过婚的男女或新婚夫妇仍在憧憬未来爱情的想法,尽管她们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对方的无聊。这种倾向符合作为现代人标志的一般态度。现在人不是生活在过去就是生活在未来,但不是现时。他们满怀感伤地回忆童年和母亲——或者为未来制定伟大的计划。不管是通过参与别人的非真正的爱情经历来体验爱情,还是通过把现时推移到过去和未来的方法来躲避爱情的现实,这些抽象的和异化的爱情形式其作用就和鸦片一样,都是为了减轻现实、人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所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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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态爱情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套投射做法。这种投射做法能导致回避自己的问题,从而把注意力放到“所爱者”的错误和缺点上。个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同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没什么两样。有些人对他人的每一个细微错误的反应都十分灵敏,而对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却不闻不问,他们永远是在考虑如何指责对方或者教育对方。如果——常常是这种情况——男女双方都热衷于这么做,那他们俩之间的爱情关系就成为相互的投射。如果我们是专横或无主见的,我就指责对方有这些缺点,并且根据我的性格不是要求他改正就是为此要惩罚他。而对方也同我一样地行事——这样两个人都能回避自己的问题,因此这两个人也就不能采取使他们自己进一步发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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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的另一种形式是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首先这种反射常常反射在希望生孩子的愿望上。有些人之所以要孩子是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生存问题反射到孩子身上。如果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赋予自己的生活一种意义时,他就会试图在他的孩子的生活里找到生活的意义。但是这必然会在自己和孩子身上造成失败的结果。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只能有自己解决,而不能通过一个代理者。另外一个原因是有这种打算的人恰恰缺乏必要的能力、以引导孩子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同时孩子还往往被当作投射的对象,以缓和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父母常使用的理论就是为了使孩子不是去一个共同的家,所以不愿离婚。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这样的“共同的家”中笼罩着的那种紧张和不幸的气氛往往比公开的决裂对孩子的损害更大,因为公开的决裂至少表示一个人有能力通过一项勇敢地决定来借宿无法忍受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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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即认为爱情必定意味没有冲突。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痛苦和悲伤”的世俗之见,所以现代人也认为,爱情就是意味着没有冲突。他们还以他们所见之争吵都是毁灭性的争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事实作为理论依据。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人的“冲突”实际上都是为了避免真正的冲突。这些冲突只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分歧而已,而这些小事按其本质来看是无法澄清或者无法解决的。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冲突——那些不应该被遮掩,也不应该投射到别处的冲突,那些属于人的内在现实并能在人的心灵深处体验到的冲突——绝不是毁灭性的。这些冲突会得到澄清,会带来一种净化,从而是双方能变得更有知识,更坚强。现在我得把我上面讲过的东西再强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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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个人能从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出发,体验到通过与自觉地一致,与对方结成一体,而不是逃离自我,那么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就连和谐、冲突、欢乐和悲伤这样的东西也就只能退居第二位了。“爱情的存在只有一个证明:那就是双方联系的深度和每个所爱之人的活力和生命力。这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爱情的唯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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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我们文化中的人很难做到集中,因为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都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和反对培养集中的能力。最重要的步骤是要学会一个人单独呆着,而且不看书,不听广播,不抽烟和不喝酒。有没有集中的能力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地呆着——而这种能力优势学会爱的一个条件。正因为我不能自力更生,所以我只能把自己同另一个人连在一起。这个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的拯救者,但是这种关系同爱情无关。是否能一个人呆着居然成为有无能力爱的条件之一,这一点会令人奇怪。但每一个试图这么做的人将会知道做到这点是很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坐立不安,甚至会感到有点害怕。于是他就会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放弃练习辩护,他会说一个人呆着毫无意义,是愚蠢的,太浪费时间,等等。他在练习的过程中还会确定,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念头都会冒出来,困扰你。他会突然发现他正在打算这一天还能干些什么,他在思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考虑今天晚上上哪里去。但是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就能帮助他集中,譬如:轻松地坐着(即不要懒散,也不要紧张),把眼睛闭上,努力使自己的眼前出现一片白色,并排除一切干扰自己的画面和念头。然后可试着观察自己的呼吸——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影响它,而只是要意思到自己在呼吸。另外还要试着得到一种“自我”的感受;我=我的自己+我的力量的中心+我的世界的创造者。至少每天早晨要做二十分钟这样的练习(如果有可能还有延长)和每晚睡觉前坚持练习。除这些练习外还有学会专心做一切事:专心听音乐、看书、谈话或欣赏图画。如果专心地干,那么干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干什么,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都会增加一层现实意义,因为干事的人是完全开放的。为了学会集中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谈话,也就是不能成为谈话的谈话。如果两个人在谈论他俩所熟悉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者在评论刚才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者在回忆他们职业上的共同经历,他俩的谈话可能是重要的,这就看他俩是否真的在谈论一件经历过的事,还是就抽象的东西交换看法。另外有关政治或者宗教的谈话也肯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交谈者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亲身经历的体会,只是交换一下看法而已。我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不仅要逃避无聊的谈话,而且还要避免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这里指的不仅是要回避那些有破坏性的凶恶之人,应该回避他们,因为这些人会使人消沉和压抑,而且还指那些内心无生命力的人,那些思想和谈话都没有内容的人,这些人不是在谈话而是在闲扯,他们不会思考,指挥把一套套的世俗之见搬出来。当然不可能永远回避这些人,有时也没有费这么做的必要。在和这样的人接触中如果你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闲扯一通,而是直率地和与人为善改变自己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反应使他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渴望从杜撰和陈词滥调中摆脱出来,走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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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别人的关系中要记住首先就意味着要有听别人讲话的能力。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在听别人讲话,而且还帮对方出主意,可实际上他们根本没听进去。他们不重视别人的话,漫不经心地回答对方。后果是这样的谈话往往使他们感到疲倦。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记住地听对方讲话,就会跟疲倦。可他们想错了,每一件聚精会神完成的事会使人清醒(尽管干完时候出现能恢复的自然疲劳状态)。而懒懒散散的干事只能使人产生倦意——同时这些人在夜里也很难入睡。集中意味着要完全地在现时地生活,而不是赶着这事想那事。那些相爱的人应当首先练习集中,这事理所当然的。他们必须学会亲近对方并想对方开放,而不是像通常所见的那样相互回避。万事开头难,这句俗话对练习集中也适用。人们常常会有永远达不到目的的感觉。所以显而易见练习集中还必须要有耐心。如果人们不知道学会每一种事都要有一个过程,都应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那就永远不会学会集中。要想知道什么是耐心,只有观察幼儿学走路就行。孩子一次、二次、三次跌倒在地上,可他还是坚持着走下去,一直到不摔跤为止。有孩子学走路的耐心和集中他会作出多么大的成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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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还要求另一样东西,那就是对自己要保持清醒。如果解释呢?难道应该不断思考自己、“分析”自己,还是别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对一部机器的高度的注意力做例子,也许就能很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譬如有汽车的人对自己的汽车总是很警觉的,任何一种细微的声响和马达功能的变化都不会被他放过。统一开车的人对马路表面的变化、前后车辆的速度及方向变化也十分灵敏。尽管如此开车的人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现象,他只是处在一种清醒状态之中,对他所集中于的事(也就是安全行驶)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做出反应。  
 我们用母亲对婴儿的态度做例子就能说明什么是对一个生命的清醒的关注。在婴儿还没有表达以前,母亲就能感觉到婴儿体内的一些变化、他的愿望和需要。婴儿一叫或一哭,母亲就会醒来,虽然平时比这更响的声音都不会吵醒她。这说明了母亲对孩子的每一种生命的表现都是很清醒的,母亲即不害怕,也不担心,而是助于一种清醒的平衡状态,能接受孩子发出的每一个重要信号。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清醒地面对自己。譬如在感觉到累或者消沉的时候,不应该听之任之和用随时可以捡来的消沉的想法去加剧这种感受,而应该问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那么一蹶不振?同样在我们生气或者迷惑不解的时候,在我们开始想入非非的时候,都应该这样问自己。在所有这种情况下,终于的是要觉察内心的活动,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借口。这样我们就此次会听到内心的一种声音,在向我们讲述,为什么会害怕、消沉或者迷惑不解。一般人对自己体内的活动都有一定的警觉性;能感觉到每种变化和甚至能发现几乎感觉不到的疼痛。注意身体的变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电脑上对心灵变化就不可能那么灵敏,因为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对自己的内心活动保持清醒的人。对他们来说,衡量内心活动是否正常的标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戚,或者是他们加入的社会集团,只有他们同这一标准没有区别,他们就决定自己很“正常”,也就没有兴趣去观察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譬如有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或者一个独立完整的、具有勇气和能集中干事的人。为了能清醒地面对自己,必须要有一个设想,要知道什么叫做健康地、活跃地、充满人性地发挥人的作用。可是如果我们既没有在童年时代,也没有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这种体验,我们又如何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对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有简单的回答,但这个问题却击中了我们教育制度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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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对爱情本质的论述,获得爱的能力的主要条件是克服自恋。自恋倾向是人的一种态度,具有这种态度的人体验到底现实只是内心活动,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对他们来说,外部世界的现象本身是不现实的,只有对他们有利或者威胁他们的食物才有意义。同自恋相反的是客观性,客观性就是对人和事物开放的态度,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这个意义上的客观性就是能从表面深入现象核心的实现主义。同自恋相反,客观性的基础不是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而是由强烈的联系。精神病的所有形式是没有客观性的极端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对客观事物没有开放的能力。对精神病患者来说,如果有现实的话,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内心,就是他的恐惧和欲望。外部世界对他来说只是他内心世界的象征,只是他的创造物。我们做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梦里发生的具体事件象征内心活动,即使如此,睡梦中的无名还是深信梦里发生的事同我们在清醒状态感觉到的现实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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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会得出下列结论:客观性是例外,而不同程度的自恋是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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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就是理智,以理智为基础的感情是谦恭。我们只有摆脱了童年时代妄图得到全知、全能的幻想,才能有客观性和运用自己的理智。  
 这在爱的艺术的实践上表现在:能否学会爱决定于人的自恋程度和能不断培养自己的谦恭、客观性和理智。我们应一辈子为此而努力。谦恭和客观性同爱情一样不能只限于生活的一些范围。如果我对陌生人没有客观的态度,那我对自己的家也不会真正客观,反之亦然。我想学会爱的艺术,并且能注意到在什么情况下我没有力求客观,并对此保持清醒的状态。我应该努力去认识一个被我的自恋歪曲了的人的形象同这个热的实际面目,也就是同我的利益、困难和恐惧无关的之间的区别。有无客观性和理智是学会爱的艺术的一个关键性条件,人们应该对所有与自己有所接触的人都能保持客观和理智。如果我们只对所爱之人保持客观,而对其他人就不需要有客观性,那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既不能处理好自己同所爱之人的关系,也处理不好同其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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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本人成熟的程度,以及在我们同世界和同自己的关系中能不能发展一直创造性的倾向。这种脱离自己的过程、诞生和成熟的过程需要另一种品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信仰。爱情是以信仰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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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信仰?难道信仰就一定是信仰上帝或者别的宗教教义?信仰是否同理智和理性的思考对立?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无法正面的没有根底的知识呢?首先应该区别合理的信仰和非合理的信仰。我理解的非合理的信仰是指服从一种非理性权威的信仰(信仰一个人或者一种思想)。与此相反,合理的信仰是扎根于自己思想或感情体验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合理的信仰首先不是信仰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确认,这种确认是符合建筑在自己真实经历上的坚定的信念。信仰是全部人格的一个性格特点,而不是同某些被看作为对的思想内容有关的东西。合理的信仰牢牢扎根于创造性的智力和情感的积极活动。在理性的思考中,看起来似乎没有信仰的位置,但合理的信仰确实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譬如说科学家如何才会有新的发现呢?他难道仅仅进行一个又一个的实验,或总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却对他姓姚发现的东西没有个设想吗?考上述这种办法获得重大发现的例子是很少的。人在每一方面的奋斗都需要创造性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过程都行以人们称之为“理性的灵感”为开端的——这种理性的灵感就是对过去所做的研究、批评的思考和观察的全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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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己对某个人的看法——即使一般的舆论或者一个没有料到的事实反对这一看法;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这种信念还很不普遍——做的这两点都要求有信仰和勇气。把生活的困难、打击和焦虑看作是一场挑战,克服困难从而使自己更坚强——这也要求有信仰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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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一个人就是要献出自己,而不期待得到回报,但相信自己的爱一定会唤起对方的爱。爱情是信仰的一种行动,信仰少的人必定爱得也少。在培养信仰方面还能再说些什么吗?有些人也许能做到这点。如果我是诗人或者是哲学家,我也许还会试一试,可因为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所以就不能再讲出些什么来。我深信,每一个愿意学习的人一定会像孩子学走路一样使自己获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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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与实践爱的艺术不可分割的态度是积极的活动。上面只是略带地提到过,所以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我上面已经说过,“积极的活动”不是指非要干点什么,而是指人的内在的积极性,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力量。爱情是一项积极的活动,如果我爱,我对所爱之人就抱有积极的态度,而且还不限于对他(她)。因为如果我很懒散,而且不是自己出于一种清醒的、开放的积极的持续状态,我就不可能对所爱之人抱有积极的态度。睡觉是非积极活动的唯一形式,可奇怪的是大多数人醒时如半睡,睡时如半醒。完全清醒就是要使自己和别人都不感觉到无聊——这一点是爱情的一个基本条件。在思维、感觉、看和听的活动中保持清醒、警觉和开放的状态是学会爱的艺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些人认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分为两个部分,这样在爱情的范畴可以有创造性,而在其他的范畴就不需要有创造性,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生产力的本质决定了不会有这样的分工。爱的能力要求人全力以赴,要求人的清醒状态和生命力的升华,而这种能力只能通过在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创造性的和积极的态度才能获得。在其他范畴没有产生积极性的人,在爱情方面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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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的人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爱情和世俗生活不可能达成一致,所以谈论爱情无非是参与大骗局而已,他们认为只有殉道者或者疯子在今日的世界中才会爱,因此关于爱情的讨论只是空洞的说教而已。但这个虽然还值得关注的立场却常常是对自己的玩世不恭和缺乏爱的能力的辩护手段。事实上,这一立场的后面是普通公民的看法,公民的感觉是:“我本想当一个好基督徒,但如果我真当了,我就会饿死。”这种“激进主义”必然以陷入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而告终,他们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没有发现这点,而前者知道这一点,而且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本书里只能暗示一下进行变革的方向。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工业官僚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控制。人们被大众影响所左右,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尽可能多的消费,并把这作为自我目标。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变成了物,成为自动机器:一个个营养充足,穿戴讲究,但对自己人性的发展和人所承担的任务却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关注。要是人具备爱的能力,就一定要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的最高目标。经济机器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应该要使人有能力分享劳动经历,而不是参与赢利(在目前的社会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应该这样组织社会,使得人的合群性和爱的本性不脱离其社会存在,而是同社会存在联合一致:应该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产生异化并且不再通过崇拜新偶像——国家、生产、消费——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力量。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个人的全面的发展成为所有的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时,爱情才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态度。如果——正如我上面所企图揭示的那样——爱情确实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的话,那么拍此爱情发展的内一个社会最终都要引起对抗人的基本要求而衰亡。我们谈爱情,不是在“说教”,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天地是存在于内个人本质之中的最深的要求。虽然这一要求被压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要求已不复存在。分析爱情的本质就是确认今天已经很少能体验到爱情,但同时又要批评造成此种现象的社会条件,相信爱情能从一种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合理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以认识人的本质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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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理层面上,对人成功来说,关键的是一个人以何等方式同其他的人,同自己和同周围的环境联系。现在大脑和婴儿研究证明,人在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能以积极的方式同周围的环境联系在一起。但早在这以前,弗洛姆就提到了人的首要倾向(而不是佛洛依德提出的占主导地位的自恋),就是,人可以发挥这种积极的联系,并使这种关系成为内心越来越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可以摆脱非自我以及陌生的力量(人,关系区,陌生的形象)。他把这种类型的联系成为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这是从人的资金的活动引申出来的东西。如果这种基本的倾向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变成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方向,那么人就能独立地,并从自己的力量出发进行思考,爱,感觉,想象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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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是他最著名的一本。在此书中他论证,正如不能离开对文化内容的解释去理解个人一样,要理解社会过程同样不能不懂得作用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前个人主义社会”给个人以安全,但严重地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自中世纪的封建秩序解体之后,人已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但他并没有在他个人自我实现的积极意义上获得自由。个人主义的历史发展已提供幸福的许多可能,但今天的个人必须有内在勇气去激发他全部的潜能,否则他就会寻求在限制自我的新的依赖形式中逃避他的自由。外界限制的根除不足以使人有积极的自由:“来”(from)自于什么的自由可能是个前提,但“去”(to)创造争取的自由对于人的成长是基本的。法西斯政权的兴起以援引在民主手段、经济秩序或政治欺诈中的经验不足来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置根于普及于人民大众的许多内在观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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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来说最大的需要就是克服他的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而这只有通过真爱才有可能实现.真爱的基本要素,首先是""而不是"".""是力量的最高表现,恰恰是通过"",我才能体验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爱情的积极性除了有给的要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所有爱的形式共有的,那就是: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
   自爱   自爱不是"自私",自爱是爱他人的基础.对自己的生活、幸福、成长以及自由的肯定是以爱的能力为基础的,这就是说,看你有没有能力关怀人、尊重人,有无责任心和是否了解人。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性地爱,那他必然也爱自己,但如果他只爱别人,那他就是没有能力爱。   
性爱   性爱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意志的因素。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那爱一辈子的诺言就没有基矗一种感情容易产生,但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我的爱光是感情,而不同时又是一种判断和一项决定的话,我如何才能肯定我们会永远保持相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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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虐狂通过屈从于他人或某种强大的外在势力(上帝、权威、组织、国家等)并成为这个势力的一部分来逃避孤立无助的处境,同时也可以从中得到(接受)所需要的东西。施虐狂者通过使他人屈服和痛苦来显示自己的强大,同时也从被统治的他人那里获取(剥削)所需要的东西。破坏性是由于害怕自己营造的世界囤积被侵犯而主动地非理性地区消灭、摧毁对象。以上三种倾向都常常以爱、责任、良心、爱国主义等合理化的形式出现。机械的自动适应就是放弃个性,根据市场效应自动与他人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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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人的性格往往是各种取向的混合,只是有一种取向占主导地位。非创伤性取向的混合最常见的是接受取向与剥削取向(受虐狂与施虐狂)的混合,集这两种取向于一身的人在权利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的谄媚,在权利小的让你面前就不由自主的逞强。这种欺软怕硬的性格叫做权威主义性格或独裁性格。当然,在一个人的性格结构中可能既有创生性取向又有非创生性取向,其中某种取向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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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

好书#男人的秘密#

   波·库赛特,泌尿系专家,他以男人的生殖器为起点,科学而通俗,热情而幽默地探讨了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的原因。他首行谈的是“软的”-与性事有关的“软体”,即性文化与哲学的基础。作者从文化,宗教,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男人从青春期开始的性启蒙,对于迷恋,友谊,爱的掌握,两性特质的平衡,性别差异与认同以及对性应该保持的态度。其闪,书中还讨论了与男人生殖器有关的“硬体”内容,例如阴茎的生殖学,包括尺寸与整形,关于高潮的种种迷思,阴囊保健,前列腺病变等课题。最后则探讨了“周边的”-上两个内容之外的相关内容,诸如保险套,自慰,结扎,精子与环境污染,衰老等内容。还从男人的生理反应讲到男人的情感方式,从男女的情爱关系变到社会,文化的不平衡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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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祕密 (庫塞特)

 基督教就某種意義來說是猶太教的延續。在基督教裡,使徒保羅把情況弄得稍嫌極端了。他極力宣傳禁慾和放棄享受,歡愉被視同撒旦。性交是上帝的委託,目的僅在於生殖。如果生殖不再是必需的,或者是不被人渴求的,那麼閹割就會被接受,當做生活在上帝精神中的手段。保羅直言不諱地向人傳講,說男人不是因為女人才被創造出來的,情況反過來,女人才是為了男人而被創造出來的。女人必須沉默、忍耐。我們不應該忘記,直到今天,保羅的說法對於基督徒的性觀念還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教會的階層觀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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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男性陽具敢於從陽光中的睥睨退出,進到朦朧的黃昏,顯現出真實的自我,表露它的脆弱、敏感、慷慨和軟弱時,勝利就會來到。只有那時,平權的愛情才有可能,只有那樣,才有自由。因此,我們也必須在共同生活的形式中追求平權。我們必須為異性伴侶(或同性伴侶)創造同樣的條件和可能性。在我看來,同性戀者在爭取社會的認同時,必須用不同於異性戀者共同生活的社會形式來實現他們的伴侶關係。假如同性戀者接受了異性戀者的社會生活方式,這無疑是個侮辱,而非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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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七世紀,索桑(Soisson)的宗教會議以絕對多數的男性票數決議:女人只擁有跟動物一樣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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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和她的陰道考驗著男人的理智。奧古斯丁曾說,性行為意味著鄙棄理性。因此就出現了一個概念:一個理想的、未受玷污而受孕的,亦即所謂沒有性經驗的處女母親瑪利亞。以極端的禁慾來呼應保羅一派的人,又另外帶來對於被陰莖主宰的畏懼。高潮是絕妙的時刻,在這個時刻,沒有任何的自制。在精神與軀體對立的二元模式中,只有精神具有價值,而不讓精神受到生理的攻擊;受到駁斥的不僅是性,還包括溫柔、愛、色慾等種種把理性與心靈變成流沙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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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女人從公元二或三世紀開始就完全不受她們男人的約束。她是被支配的,但她在服從之中還有要求性滿足的權利,這一點可以在情色手冊《卡瑪蘇圖拉》(Kamasutura)內讀到。在保羅之後,基督教把男人的權力和性的低價值與女人的性壓迫連接在一起。這一點獲得眾家高級神父的支持。但這在印度與某鄰近的國家中是看不到的。在印度廟宇最外面圍牆上的鑄像,讓進廟的訪客看見性行為的各種變化;訪客進了廟,就可以把這方面的需求拋開。我曾在尼泊爾親眼看見各種被視為正常與自然的性行為。西方的性與這個歡樂和透明的慶典相反,幾百年來像是處在一個黑暗的夜晚裡,一個僵硬、痛苦、懼怕和罪惡的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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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我順便提醒你注意歐洲文化史的一個奇特謬誤:在很多繪畫中,包括范埃克兄弟(Van Eyck)的《上帝的羊》,都把亞當和夏娃畫出肚臍。他們是不可能有肚臍的,因為他們不可能通過肚臍和母體連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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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女王哈謝普蘇(Hatschepsut)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她統治了一個新帝國長達二十二年,就一個女人而言,實在是相當長的統治時間。但是她有一個奇怪的要求:畫師在畫她的畫像的時候,她絕對不允許他們不為她畫上鬍子。可以想像,畫了鬍子是要減輕她男性臣子的痛苦,因為他們被一個女人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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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應該清楚瞭解到,如果一個女人嘲笑你陰莖的大小,那麼保證你的陰莖一切正常,有問題的是你們的關係。相反的,男人常常擔心女人沒有達到高潮。但是,一個女人不會被強迫,也不會願意男人的快感受到她的性感的限制。一個沒有達到性高潮的女人,可以比一個連續獲得性高潮的女人更是一個好愛人。男人的性技巧只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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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陰核在性慾方面的用處都被低估了。在金賽性學報告問世之前,普通大眾堅信,女人的性快感和高潮完全出於陰道刺激的作用。但後來大家知道了,在傳統男上女下的姿勢中,性行為被限在陰道接觸的女人,往往很少或者從未獲得性高潮。相反的,如果女人在性交時跨坐在男人的身上,同時用男人的恥骨來摩擦陰核,她很容易自己刺激陰核。如果那樣能導致高潮的話,或許會和陰道的高潮相似,但基本上,那是刺激陰核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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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男人在愛的遊戲中一樣,女人的那個地方同時會有點腫脹?事實上,特定的身體部位會呈現比較大的體積:胸部、耳垂、嘴唇、生殖器四周。陰核會變硬,變得很敏感,小陰唇和大部分的大陰唇也會腫大。黏膜同時會刺激陰道流出液體。液體的量多寡,因人而異。在高潮時,有些女人排出的液體很多,多到可說是潮濕的高潮。但是,這個現象大概不僅和陰道生產的液體有關,有些女人的膀胱會同時緊縮,並排放出尿液--這當然就略略削減了潮濕高潮的興奮現象的詩意味道。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陰道感染上,有時會伴隨著較多的液體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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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古世紀的女巫不僅對所有可能的自然界現象有負面的影響力,甚至和魔鬼、撒旦都有超自然的關係。依據弗洛伊德的說法,魔鬼是我們被壓抑的邪惡本能和慾望的擬人化。中古世紀因為多方宣揚這樣的觀念並且一定要大家接受,所以,當然就存在著太多對性與慾望的背離。然而,壓迫程度愈強,魔鬼就愈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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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河豚魚的地位提升為令人無法抗拒的催情劑,其中的神祕氣氛透露出催情劑的重要性。然而,這麼說吧:要說是吃了之後不但不死反而獲得強烈的刺激,或從性交中得到較多的快感,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很簡單,這種魚相當稀有,享用時的高危險性和需要巧手處理--這些因素加起來,使吃河豚獲得性刺激這件事本身就相當具有刺激性,事實上,就某種意義來說,是增加了吃它的樂趣。這在某種意義上是腦袋的產物,和河豚魚的作用一點關係都沒有,反倒和我們自己的想像有關。

愈是經常吃蛋,長期下來,因為累積了不易消化的膽固醇的關係,勃起會變得困難。還好我祖父並不知道這件事。---少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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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角粉是經由腎所分泌出的特定物質而起作用--當犀牛粉和尿液一起離開尿道時,就會產生刺激作用。這個勃起的感覺可能是造成男人相信犀牛角粉促進勃起的原因。真是個悲哀的誤解!因為,這時受到刺激的陰莖離堅挺還早呢!同樣受到誤解的是亞里士多德所稱的斑貓毒,它是從綠色的西班牙鼓風蟲中提煉出來的,因此以「西班牙蒼蠅」之名聞名於世。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產品被錯認的作用可以和河豚相比--毒性本身就創造出極大的懼怕快感,而原因同樣是因為吃了之後能存活下來的人在尿道中感受到勃起。

壓抑若不是透過私下的歡樂得到抒發,就是從對人與事物的挫敗暴力中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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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中世紀早期,當澡堂墮落成為公共妓院之後,教廷(它反正對性已經不知所措了)才引進男女有別的觀念和必須穿衣洗澡的義務。在十六世紀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歐洲黑死病,也促成了禁止暴露身體的習慣,以及不接受無羞恥的身體接觸。即使是亞當和夏娃也被純潔的纏腰巾包裹起來。罪惡被蓋住了,羞恥感誕生了,隨之而生的還有禁忌,跟著而來的是大量的壓抑和人性的悲哀。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關於自己的和同胞的身體的文化就不見了--對於身體的尊重是自我尊重的最後一部分。

在這一個領域,教育必須更從基本做起,應該先建立一個愛護自己身體的文化。這樣才能開始尊重自己的身體,使我們的身體敏感,成為靈魂的載體、樂趣的來源和繁殖的方式。除非,年輕人是在戰爭中尋找平衡,而不是往和平裡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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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廟宇的外牆畫上特徵最鮮明的性交和色情狂圖像,這做法不是沒有原因的。在入廟之前,精神已沉入這性放蕩中;沒有壓抑,不再有無理性的尋求。輕率變成謹慎。放蕩的圖像洗滌了精神,透過心靈上的清洗,虔誠的心就打開了。我可以想像,在二十一世紀,西方教堂的大門將會有類似的改變。不過,小心,這一類的色情圖像和廣告的放蕩圖畫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我們面對的不再是神祕的柏拉圖式的色情,而是那壓迫純淨幻想且態度冷淡的物質主義。這類的圖畫把幸福和快樂貶低為純粹物質的事物,性態取代了愛--在某些情況下,如此一來將會踩過界限,變成是鄙視人性。   
聽完這一段說明之後,我一度感覺到他的長袍向我眨眼,表示鼓勵。道別時,他讓我把剩下的酥餅帶回了家。


還有一個睪酮的儲存工廠,就在背部的上方,藏在腎上腺的地方。這一個小工廠大約製造十%的睪酮。誰要是相信借由割除睪丸就可以徹底閹割男人,那就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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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睪酮數量降低的原因之一,相反的,吸煙卻會增加睪酮數量。我們只知道一大群正常男人的中間值。很明顯的,在這方面,製造精子所需要的門檻,比勃起和性慾要來得高。


在後宮,被閹割的男人還是可以和女人進行性活動。在宗教的天使般的合唱團裡,縱慾的罪惡是絕對無法完全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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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的酒精可以幫助性的接觸,過量反而是悲劇。凡是相信借由大量酒精之助就可以克服膽怯而上前與女人攀談的男人,最後都會經歷相當沮喪的無助過程。如果這些人在下一次想要用更多的酒精來克服更大的膽怯,結果當然是更加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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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變裝癖來說,他們做夢都不想轉化他們的性別。就是這類人的特徵。身體上,這一類人要保持男性,他也接受社會所賦予的男人角色模式,但他本身要一個女人的性別認同。這不只表現在偶爾的穿著上,他在認同轉化的時刻就像一個女人般地感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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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造不出一個可以發揮功能的陰莖,同樣也不可能把男人改造成可生育的女人。可生育的標準條件是無法改變的,在變性人的器官改造過程中也不扮演重要角色。再者,想變性的願望很少受到性慾望的影響。很多人在變性之後,大多過著具有微弱或相當微弱特徵的性生活。此外,實際經驗證明,變性者的性別取向有著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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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基本上都是雙性的,並且認識到:那個僅僅基於性別屬性而被賦予的角色模式,原則上是不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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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賽性學研究的訪談證實,七十五%的受訪者在性交的頭兩分鐘內射精。在金賽做訪談的時代,幾乎沒有性學方面的問題,而那個時代距今不遠。在許多文化中,異性戀伴侶的關係已經改變,男人的性能力高低,是依據他透過陰道內的陰蒂讓他女伴得到的滿意度高低來評定的。依伴侶在陰道內的陰蒂所得到的高潮滿意度來評斷一個男人的性能力,這樣的男人的處境通常不會很好。許多男人以為,如果他老婆在半小時後還沒有達到高潮的話,他們就是太快了。這是一項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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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能否達到高潮,一般說來並非視男人的性能力而定,反倒要看她自己本身。當然,男人的早洩對雙方來說都不是什麼特別令人高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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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莖的長度,對女人的性高潮沒有任何影響嗎?
沒有,至少不是身體上的。純粹就身體而言,女人的性高潮不會受到陰莖長度的影響。所謂長陰莖會比短陰莖更讓女人滿足,這是無稽之談。
通常剛好相反:過長的陰莖會深入陰道深處,透過撞擊,聯繫子宮和小骨盆的紐帶會被拉長。這造成的痛苦遠多於樂趣。子宮頸附近和陰道的頂端很不敏感。女人雖然會在下腹部感受到往上的撞擊運動,但這個地方所受的性刺激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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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人欣賞大一號的陰莖,很少出自於生理的刺激,而是因為她們被淋巴腺系統,亦即大腦處理外來刺激的區域所激起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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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宗教或其他原因反對青少年自我滿足的話,對我來說,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看,有意地紓解射精的強烈需求,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不存在這樣的需求卻還是喚醒它,例如展現給自己或別人一個勇敢或雄壯的印象,我認為這就不恰當了。這樣是否會引發生理或心理的傷害,就很難估計。再說一次:在這個問題上,最好不要有獨尊一家的意見或特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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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

facebook使我们孤独?

                “Is Facebook Making Us Lonely?”
    

大西洋月刊5月份的封面文章探讨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是不是使我们孤独呢?(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05/is-facebook-making-us-lonely/8930/)坐在电脑面前你是否能够安静地读完这篇5000余字的文章呢,那可是140字微博的40倍呀。我可是坐不住,所以把它推送到了kindle上,总算是读完了。下面的评论也很值得一读,福布斯网站上也有一篇文章“Is Facebook Making You Lonely? Don't Be Stupid.”(http://www.forbes.com/sites/jeffbercovici/2012/04/12/is-facebook-making-you-lonely-dont-be-stupid/),评论认为把这种孤独感的罪因抛给facebook是不对的,因为所有的都是你选择的,04年才上线的facebook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
大西洋月刊文章内容很充分,标题的问号也表明了它的立场。我想要是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对社交化的理解会更深一些,可是水平有限,摘录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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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from Facebook to Twitter—have made us more densely networked than ever. Yet for all this connectivity, new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e have never been lonelier (or more narcissistic)—and that this loneliness is making us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ill. A report on what the epidemic of loneliness is doing to our souls and our society.
When you sign up for Google+ and set up your Friends circle, the program specifies that you should include only “your real friends, the ones you feel comfortable sharing private details with.” That one little phrase, Your real friends—so quaint, so charmingly mothering—perfectly encapsulates the anxieties that social media have produced: the fears that Facebook is interfering with our real friendships, distancing us from each other, making us lonelier; and that social networking might be spreading the very isolation it seemed designed to conquer.
In his recent book about the trend toward living alone, Eric Klinenberg, a sociologist at NYU, writes: “Reams of published research show that it’s the quality, not the quant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at best predicts loneliness.”
social loneliness”—the sense of not feeling bonded with friends—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family loneliness”—the sense of not feeling bonded with family. It may be that Facebook encourages more contact with people outside of our household, at the expense of our family relationships—or it may be that people who have unhappy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the first place seek companionship through other means, including Facebook. The researchers also found that lonely people are inclined to spend more time on Facebook: “One of the most noteworthy findings,” they wrote, “was the tendency for neurotic and lonely individuals to spend greater amounts of time on Facebook per day than non-lonely individuals.” And they found that neurotics are more likely to prefer to use the wall, while extroverts tend to use chat fea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wall.
She concludes that the effect of Facebook depends on what you bring to it. Just as your mother said: you get out only what you put in. If you use Facebook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other individuals—by using the “like” button, commenting on friends’ posts, and so on—it can increase your social capital. Personalized messages, or what Burke calls “composed communication,” are more satisfying than “one-click communication”—the lazy click of a like. “People who received composed communication became less lonely, while people who received one-click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d no change in loneliness,” Burke tells me. 
ill, Burke’s research does not support the assertion that Facebook creates loneliness. The people who experience loneliness on Facebook are lonely away from Facebook, too, she points out; on Facebook, as everywhere else, correlation is not causation. 
“Facebook can be terrific, if we use it properly,” Cacioppo continues. “It’s like a car. You can drive it to pick up your friends. Or you can drive alone.” But hasn’t the car increased loneliness? If cars created the suburbs, surely they also created isolation. “That’s because of how we use cars,” Cacioppo replies. “How we use these technologies can lead to more integration, rather than more isolation.”
But the price of this smooth sociability is a constant compulsion to assert one’s own happiness, one’s own fulfillment. Not only must we contend with the social bounty of others; we must foster the appearance of our own social bounty. Being happy all the time, pretending to be happy, actually attempting to be happy—it’s exhausting. 
The more you try to be happy, the less happy you are. Sophocles made roughly the same point.
Nostalgia for the good old days of disconnection would not just be pointless, it would be hypocritical and ungrateful. But the very magic of the new machines, the efficiency and elegance with which they serve us, obscures what isn’t being served: everything that matters. What Facebook has revealed about human nature—and this is not a minor revelation—is that a connection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a bond, and that instant and total connection is no salvation, no ticket to a happier, better world or a more liberated version of humanity. Solitude used to be good for self-reflection and self-reinvention. But now we are left thinking about who we are all the time, without 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who we are. Facebook denies us a pleasure whose profundity we had underestimated: the chance to forget about ourselves for a while, the chance to disconnect.
  





2012年5月5日星期六

#好文#厭煩與興奮--羅素

 厌烦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要素,在我看来,未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我相信,在整个历史时期。它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今天更是如此。厌烦似乎是唯有人类才具有的情绪。被关起来的动物确实也会变得躁动不安、上窜下跳、呵欠不断,但从性质上说,我不认为它们的体验可与人类的厌烦相比。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是在警惕敌方、寻找食物,或者两者兼有;有时它们是在求偶,有时则在设法保持温暖。但是,即使是在它们不快乐时,我认为它们也不是厌烦所致。也许类人猿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与我们相似;但是我从来没和它们一起生活过,因而没有机会做这一实验。厌烦的本质之一是:把目前状况同别的、更易于被人接受的、顽强地进入到人的想像中的状况相比。厌烦的另一本质是:人的官能不能长期地陷于繁忙紧张状态。从企图夺走你的生命的敌人那地逃跑,我想是不愉快的,但决不是令人厌烦的。一个被执行死刑的人是不会感到厌烦的。除非他有那种近乎超人的勇气。同样地,没有人会在上院的初次演讲时呵欠连天,除了已故的德文郡公爵之外——他却因此而受到贵族的尊敬。从根本上说,厌烦是一种受到挫折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对象不一定是令人快乐的,但肯定是那些使得厌烦的牺牲者知道这一天不同于另一天的事情。一言以蔽之,厌烦的对立面,不是快乐,而是兴奋。 
  对于兴奋的追求欲望常常扎根于人的心灵之中,特别是男性之中。我认为,这种欲望在狩猎时代,比起以后的各个时代来,更容易获得满足。狩猎是令人兴奋的,战争是令人兴奋的,求爱是令人兴奋的。一个野蛮人会在一个女人身边正躺着她的丈夫时设法和她通好,哪怕他清楚地知道,只要这个丈夫醒来,自己就是死路一条。这种情境,我想是不会令人生厌的。然而,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生活开始变得枯燥无味了(当然,贵族是个例外,因为他们处在且一直处在狩猎时代)。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机械劳动单调乏味的抱怨,不过我想,比较起来,采用旧的耕作方法的劳动才是最沉闷单调的。真的,同大多数慈善家的观点相反,我认为,机器时代大大减少了全世界人们的厌烦的总量。在雇佣劳动者方面,工作时间里他并不孤独,晚上地可以在各种娱乐活动中度过时光,这些在旧式的乡村却是根本不可能的。再看看在中下层阶级的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吧。以前,晚饭过后,当妻子和女儿把一切收拾停当,大家便团团围坐,开始所谓的“大团圆”的快乐时光。这意味着家长去睡觉,妻子忙编织,女儿们要么盼望早日死去,要么梦游江巴克图。她们不许看书,不许离开屋子;因为当时通行的做法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对她们讲话,她们都应为之快乐万分。要是运气不错,她们最后也结了婚,于是便转而折磨自己的孩子,让她们的青春年华同自己所经历过的一样,在沉闷无趣中流逝。要是运气不好,她们便做老处女,或者最后当个老奶奶的女佣人——这种命运正像野蛮人给予牺牲者身上的命运一样,令人害怕。在我们评价百年前的世界时,别忘记这一厌倦的重负。历史越往前,厌烦的压力也越重。试想一下中世纪农村的冬天,那单调的生活吧。人们不会读书写字,黑暗中只有蜡烛给了他们微弱的光明,柴火的烟雾弥漫着唯一的屋子,室内依然寒冷如冰。屋外,道路实际上不能通行,因此几乎看不到来自邻近村庄的行人。一定是这类厌烦产生了搜捕巫者的风俗,这种风俗后来成了晚上唯一有点生气的活动。 
  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少厌烦,但却更怕厌烦。我们开始知道,或者说开始相信,厌烦不是人的自然命运的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兴奋的足够强烈的追求而得以避免。女孩们现在大多已经自己谋生。多半是由于这能够使她们在晚上去寻求兴奋刺激,去躲避她们的祖母辈当年不得不忍受的“大团圆”的时光。在美国,现在人人都可住到城里去;那些买不起汽车的人,至少有了一辆摩托车,可以骑着去看电影。而且家家有了收音机。青年男女们约会比以前方便多了,家庭女佣们每星期至少可以有一次令人振奋的聚会,而这足以使简·奥斯汀的女主人公在整本小说里长久期待了。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兴奋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那些有条件的人不停地从一处转往另一处,走到哪里,就把兴奋带到哪里;他们狂歌劲舞、开怀畅饮。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总是期望着在一个新的地方享受更多的快乐。那些必须靠挣钱才能养活自己的人,只好在工作中忍受厌烦的折磨,那些有足够的钱可以不工作的人,便把完全摆脱厌烦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高尚的理想,我决无低毁之意。不过我担心,这种理想,与其它的理想一样,比起理想主义的想像来,是一种更难获得的东西。与欢快的前一天晚上相比,早晨总是令人厌烦的。人会有中年,甚至晚年。20岁时人们以为30岁生命将会结束。我已经58了,不可能再持这种观点。把人的生命当作货币资本来花费也许是不明智的。一定量的厌烦也许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各个民族只要一有机会,都会表露出这一愿望。当野蛮人第一次从白人那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摆脱单调乏味的生活的良方,因此,除非政府干涉,否则他们便会酷配大醉,一死方休。战争、屠杀以及迫害等,都是企图摆脱厌烦的一些方式,甚至与邻居吵一架也比无所事事要强。所以说,对于道德家来说,厌烦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的恶行中,至少有一半是由于对厌烦的恐惧引起的。 
  然而,厌烦不应被看作是完全邪恶的。厌烦有两种,一种是挫折型,一种是呆滞型。挫折型是由于缺乏毒品引起的,呆滞型则是由于缺少活动引起的。我不否认毒品对人的生活有一定的作用。例如,一个明智的医生有时开的药方里就有鸦片,而且我想这种情况比禁烟主义者想像的要多得多。但是迷恋毒品,甚至不加约束地让自己的本能冲动失去控制,是决不应该的。那种在人习惯了吸毒后才能适应的厌烦,在戒除了这种习惯后,我认为时间是唯一的疗方。用于解决吸毒问题的方法,在一定限度里,也适用于对付各种兴奋。兴奋过于充足的生活会使人精疲力尽,在这种生活里,人需要连续不断的强烈刺激,才能产生颤栗狂喜,而这种颤栗狂喜往往被人当作是快乐的主要因素。一个习惯于过度兴奋的人,就像一个对胡椒粉过份爱好的人一样,对足以使别人窒息的一定份量的胡椒粉,他甚至不能品尝出一丝味道来。为了避免过度的兴奋,一定量的厌烦是不可缺少的;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于健康,而且会使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变得脆弱,使得广泛的机体满足为兴奋所代替,智慧被机灵所代替,美感被惊诧所代替。我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的兴奋对身心是有益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使生活变得幸福,一定量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从小就应该告诉年轻人。。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生厌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试想一下,一个现代的美国出版商,面前摆着刚刚到手的《旧约全书》书稿。不难想像这时他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来,比如说《创世纪》吧。“老天爷!先生”,他会这么说,“这一章太不够味儿了。面对那么一大串人名——而且几乎没作什么介绍——可别指望我们的读者会发生兴趣。我承认,你的故事开头不错,所以开始时我的印象还相当好,不过你也说得太多了。把篇幅好好地削一削,把要点留下来,把水份给我挤掉,再把手稿带来见我。”现代的出版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现代的读者对厌烦感到恐惧。对于孔子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姑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所有那些被当作畅销书的圣贤之书,他都会持这种看法。不独圣贤之书,所有的精彩的小说也都有令人乏味生厌的章节。要是一部小说从头至尾,每一页都是扣人心弦的话,那它肯定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伟人的生平,除了某些光彩夺目的时刻以外,也总有不那么绚丽夺目的时光。苏格拉底可以日复一日地享受着复会的快乐,而当他喝下去的毒酒开始发作时他也一定会从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得到一定的满足;但是他的一生,大半时间还是默默无闻地和克珊西比一起生活,或许只有在傍晚散步时,才会遇见几个朋友。康德据说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到过何尼斯堡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达尔文,在地周游世界以后,全部的余生都在他自己家里度过。马克思,掀起了几次革命之后,则决定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消磨掉他的余生。总之,可以发现,平静的生活是伟人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快乐,在旁观者看来,不是那种令人兴奋的快乐。没有坚持不懈的劳动,任何伟大的成就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劳动如此令人全神贯注,如此艰辛,以至于使人不再有精力去参加那些更紧张刺激的娱乐活动,除了加入到假日里恢复体力消除疲劳的娱乐活动,如攀登阿尔卑斯山之外。 
  忍受一种或多或少单调的生活的能力,是一种应在童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能力。现代的父母在这方面是有相当责任的,他们给孩子们提供了过多的消极的娱乐活动,如电影、精美的食品等。他们丝毫没有认识到,除了一些很少的例外,过一种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童年的快乐,主要应该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获得。那种一方面令人兴奋,一方面又不需要付出体力代价的娱乐活动,如看戏等,越少越好。从根本上说,这种兴奋犹如毒品,兴奋愈多,追求兴奋的欲望也愈强,但是,在兴奋期内身体的消极被动状态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一个小孩就像一棵幼苗一样,只有让他不受干扰、总在一攸土地生长时,才发育得最好。太多的旅行,太多的形形色色的感性东西,对青少年并没有好处,因为这会使得他们长大以后缺少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而唯有寂寞才能使人有所创造。我当然不是说寂寞生活本身有什么好处,我的意思是说,只有伴以一定程度的寂寞,某些美好的东西才有可能被人获得。以华兹华斯的诗《序曲》为例c对于某些读者来说明显不过的是,华兹华斯的思想和感情是富有价值的;然而对于那些老于世故的城市青年来说,这一切都不可感受。一个孩子或青年人,在他具有一个严肃而富于创造性的目标时,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忍受巨大的厌烦,因为他发现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过着放荡不羁。享受奢华的生活,他的脑中就不会自然地产生这类创造性目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脑袋中想来想去的,总是下一次快活享乐,而不是遥不可期的成功。由于这些原因,不能忍受厌烦的一代将是一代小人,这样的一代人使自己不适当地脱离开缓慢的自然发展,在他们身上任何一种生命的冲动亦将渐渐消亡,如同花瓶中被折断的花儿凋谢枯萎。 
  我不喜欢玄乎隐秘的语言,但是如果我在这儿不用听起来有点诗意的而不是科学的语言,我就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我们怎样认为,我们总是大地的造物,就像动植物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大地的一部分,我们也从它那儿汲取乳汁。大地生命的节奏是缓慢的。对它来说,秋冬同春夏一样重要,休息同运动一样重要。儿童比成人更应该同大地生命的起伏节奏保持某种联系。经过无数世代的更替,人和躯体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基督教的复活节就体现了这一节奏适应。我见过一个两岁的孩子,他一直生活在伦敦,有一回他第一次被带到绿意葱定的乡村去散步。这时正是冬季,一切都是湿滚滚的,道路泥泞难行。在成人看来,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但是这孩子的眼里却闪现出惊喜的神采,他在潮湿的土地上跪了下去,把脸理在青草里,嘴里发出欢快的呼呀叫声。他所体验的欢乐是原始的、素朴的和巨大的。这种得到满足的机体需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说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人,其精神很少是健全的。有许多种快乐,它本身和大地的生命没有联系。例如说赌博吧。这类快乐一旦终止,人就会感到无聊和不满,渴望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这种快乐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能叫做幸福的。另一方面,那些把我们与大地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快乐里,则有着能使人得到极大满足的东西,这种东西即使停止了,它们带来的幸福仍然长驻不去,尽管比起那些更易使人兴奋的放荡胡闹来,它的强烈程度要低些。这中间的差别,在我看来,存在于从最简单的职业到文明程度最高的职业的全部范围内。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两岁的孩子就表现了与大地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最为原始的可能形式。但是在更高的形式上,同样的事情可以在诗歌中发现。使得莎士比亚的抒情诗超乎一般的东西,就是那种充满了字里行间的。使两岁的孩童拥抱草地的同一种欢乐。请读一读“听、听,云雀”,或者“来到金黄的沙滩上”;你会发现,那两岁的孩子只能以口齿不清的叫喊表露出来的情感,在这些诗里以更为文明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请再考虑一下爱情和纯粹性爱之间的区别。爱情是一种使我们整个的存在得以复苏新生、光彩焕发的体验,恰像植物久旱逢甘霖一样。没有爱情的性交,全然没有这种体验。在这种暂时的满足停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疲倦。厌恶如生命空虚的意识。爱情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没有爱情的性爱却不属于它。 
  现代城市居民所遭受的一种非同一般的厌烦,与他们同大地生命的分离密切相关,它使得生命变得炽热、肮脏而又饥渴,就像沙漠中的朝圣一样。在那些富裕得使自己可以选择生活方式的人中,他们遭受的那些难以忍受的厌烦,正像它看上去显得很荒谬一样,是他们对厌烦的惧怕。为了逃避挫折型的厌烦,他们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厌烦之中。幸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平静的环境里,真正的快乐才能得以存在。

“你好,我是一個基督徒....”--草稿

午飯後,宿舍園區,路遇開場白“你好,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看他一臉青澀的樣子,指望他是一位涉世未深的學生,忽地覺得受到了上帝的感召,體會到了身為造物主的光榮,怀揣一顆分享的精神來傳播他認為醍醐灌頂的聖經教義拯救世人於苦海。分享精神無可厚非,可是如果你投射出來的觀點和看法並非站得住腳,那麼也就有了談論的必要了。我也是手持著大棒,時常好為人師,所以也來說說。
宗教對於我來說僅僅是一道窄門,而對於有些人來說也許是整個世界。
羅素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也許可以瀝青不少問題。
以下為關鍵詞:

“宗教教義裡的哲學思想---馬丁路德
絕聖棄智 

宗教在“愚民”“思想控制”上的作用
傳教
“納德和西敏 --別離” 宗教在印度社會的一個縮影 中產階級與底層階級對宗教的態度
宗教可以讓人免除來自未知自然的恐懼,而這樣的作用在今天看來效用在減少。
宗教引發的戰爭
各主要宗教的核心主張都是引導人們降低欲求
宗教裁判所 

洗禮 ”

“加拿大心理学家发现从事分析性思考的人不太可能表达出强烈的宗教信仰。换句话说,你越趋向于靠思考而不是靠直觉得出结论,就越不可能屈从于超自然信仰。作者明确表示,他们既没有对宗教信仰的价值发表意见,也没有认为信仰本质上是不合理的。但他们的免责声明不会阻止部分无神论者宣称,这项研究表明宗教是错误推理的结果,如果不是愚蠢的话,唯一的治疗方法是用重剂量的分析来清醒大脑。”